刘老石 田埂上的理想主义者

刘相波

   1968年3月1日生，原籍黑龙江伊春

   生前为北京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总干事、全国支农大学生调研队领队、著名三农学者温铁军教授的2010级博士生

   因车祸于2011年3月24日晚9时45分辞世，年仅43岁

   青年们是用来成长的，老师却是用来牺牲的，甚至这个时代都是用来牺牲的。是的，没有牺牲哪有成长呢？但愿在一棵老树旁能长出满怀希望的春天来。

   ———刘老石

   他们不像一般知识分子下乡，身上总有种居高临下、教育农民的傲气，他们是真的以一种匍匐下来的姿态在聆听，让农民感到了尊重与平等。

   ———安徽阜阳南塘村村支书杨云标

   2011年3月24日晚9时45分，年仅43岁的刘相波因一场意外车祸在天津辞世。

   刘相波，又名刘老石，北京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总干事、全国支农大学生调研队领队、著名三农学者温铁军教授的2010级博士生。

   身为铺路石，无论生前死后，得道筚路蓝缕以启山林；

   心在志愿者，历尽蹉跎坎坷，惟留一甑一钵普惠后人。

   他的导师温铁军闻之不幸，当即写出上述挽联。北大钱理群教授将之喻为“中国青年志愿者支农运动的一块奠基石”。

   清明时节倍伤情。他猝然离去之后几天内，网上悼文如潮；全国各地的大学生、同行者等，称其为当今最值得尊敬的乡建践行者，海外知识分子和志愿者群体亦纷纷发函吊唁。令人诧异的是竟然出现了早已鲜见的“异口同声”现象———无论干部、农民，还是那些偏好各派的知识分子，日常无论怎样攻讦，对刘老石的生平却都众口一词地赞扬有加。

   一向低调沉静、笑呵呵忙碌着的他，何以感动了这么多人？

   “老师是用来牺牲的”

   “我要从南走到北，我还要从黑走到白，我要人们都看到我，却不知我是谁，假如你看我有点累，就请你给我倒碗水……我要所有的所有，不要恨和悔”

   3月底，离北京中心城区30多公里的温泉村梁漱溟乡建中心大院内，同学们在得知刘老石离开的消息后，一笔一画抄录了这段歌词，将之仔细贴在院内小黑板上和墙上。这是刘老石生前最喜欢哼唱的一首歌。

   这一次，作为北京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总干事、全国支农大学生调研队领队的他，似乎是真的累了，躺下休息而且不再起来。

   “出事前一天晚上，正好是乡建中心开会。那个会本来大家计划推后一段时间，但那天晚上他很着急，让大家分头讲计划，然后一个个评点建议，几乎将所有部门的工作计划都过了一遍”，刘老石的助手白亚丽讲，跟往常一样，这个会又开到了夜深。

   次日是周一，按照乡建中心惯例，轮到刘老石值日。他在中心大院内，认真打扫完院子，并为同学们做好早饭。早饭后，他骑着单车从西山脚下一直骑到中国人民大学校园内。“往往要骑一个多小时，但他多年如此，认为是在锻炼身体”，白亚丽称，即使当天中午，刘老石在人大食堂还跟另一位乡建志愿者就一个支农项目进行了交谈。

   3月21日晚上，刘老石匆匆收拾好背包，赶在晚上7点05分的动车回家。他的家在铁轨的另一头———天津，近十年来，他经常这样在两个城市之间钟摆般频繁往返。

   “我7点多钟还给他发过短信，问回不回来吃晚饭，他说回来，结果快到8点还没有消息”，妻子王静等得有点心慌，便到家门口不远的超市前等他。

   “（我）看着从火车站过来的808路公汽，过了一辆又一辆，就是没见他下车”，约晚上8点半，王静决定先回家去等，就在这时，她看见前面快速路上围了一群人，怔了一会儿才意识到是出车祸了。王静走上去，第一眼居然没有认出来：“他又出门了一段时间，人变黑了，也瘦了。等看到别人拎过来那个他天天背在身上的军绿色背包时，我才明白是相波出了事……”

   随后，刘老石被紧急送往天津医科大学二附属医院抢救。3天后的3月24日晚9点45分，在全国各地乡建志愿者的祈祷中，他忙碌的生命走到了终点。医院医疗报告显示：右腿骨折，大脑颅内严重受损。

   “平时他的事儿总是特别多，特别杂，日程全排得满满的，不是下乡到项目点，就是背着背包去全国各高校做大学生支农演讲，或者来乡建中心指导大家工作”，在白亚丽和其他常年留守乡建中心的同学眼里，刘老石基本上就像一个永动机，对乡村建设有着数不尽的想法，有时连周末也会过来开会讨论。

   “这一次，我们虽然都很悲伤，但也感觉他像是出了一趟远门，要很久才会回来跟大家一块做事”，浙江工业大学2005级测控系学生王伟刚从深圳赶回来，他说，得知刘老石出事后，已经有10多名像他这样曾参加过支农的大学生，从全国各地赶回中心，准备参加追思会。乡建中心大院内一处菜地四周的篱笆上，同学们自发从西山脚下采来一枝枝细小的松柏枝，默默插了一圈。

   “青年们是用来成长的，老师却是用来牺牲的，甚至这个时代都是用来牺牲的。是的，没有牺牲哪有成长呢？但愿在一棵老树旁能长出满怀希望的春天来”，刘老石曾在文章中写道。

   但倒在家门口马路上的他，除了留下娇妻幼子，还留下了六七十万的房贷。而且，在他天津家中，年近40岁、头脑有病的单身弟弟以及年迈的父母，七八年来也一直与他们生活在一起。“7岁的孩子还不知道，只说他爸在北京治病”，头发花白的刘母强忍悲痛。

   大学校园异类

   1968年3月1日出生的刘相波，原籍黑龙江伊春，在家中排行老三。早年在湖南师范大学哲学系就读研究生时，每逢清明，往往与同学祭黄兴、蔡锷等先烈，并发起哲学沙龙，纵论百家，关注时政，当时人称“刘三疯子”。

   2000年7月，作为引进人才，刘相波硕士毕业后，前往天津科技大学（原天津轻工业学院）任教。

   “作为一名新教师，社科部当时只有2 0多个人，气氛还算好”，刘相波当时说，自己几乎是满怀激动地准备着每一节课。不久后，他被调到另一个院系做兼职辅导员。这期间，他宣布了一项政策，即只要愿意，每个同学都可以成立社团、组织活动，辅导员将给予协助。

   让人意外的是，短短一个月，校内包括调研社、时事政治研究会、大话西游协会、羽毛球协会、疯狂演讲口才协会等20多个学生社团纷纷成立。其中包括新希望农村发展促进会。让刘相波印象深刻的是，这些热情洋溢的大学生社团，在活动中展示了充分的创造力与激情———演讲口才协会的会员们，曾站在人流如织的食堂前桌子上，反复地高声咏颂、大声演讲。

   这一年冬天，刘相波开始组织学生下乡调研。“当时几乎没有学生对农村感兴趣，刘老师就以组织乡村文化旅游为名，勉强拉到了6名学生骨干，然后就下乡了”，白亚丽回忆，虽然这最初的下乡调研，仅是在山西左权县麻田镇赵树理写《小二黑结婚》的地方做了些观感式调查，但这些学生回来后就离不开农村了，其中四五个人后来多次下乡，成为大学生下乡调研队骨干。

   “而从第一次下乡开始，由于下到农村的老乡们往往称他刘老师，他也就慢慢将名字改成了刘老石，喻意自己像石头一样扎根基层吧”，十年前就加入刘老石社团的白亚丽说，此后人们也都习惯了这个称呼。

   刘老石的社团组织工作干得有声有色。一年之后，他被学校安排成为专职的政治经济学老师。这时，他在自己的课堂上发现，年青学生对枯燥无味、空话套话连篇的规定课程提不起兴趣，以逃课、打瞌睡来对付。“面对着那些茫然困惑的眼睛，我知道我必须改变他们，必须要领着这些年青人向前走”，在自述文字中，刘老石如此记录。

   一个偶然机会，在南开大学走廊里，他站着听完了三农专家温铁军的演讲。温教授对当前大学教育效颦当道而势必缺乏人文素质的观点，让刘老石大有同感，尤其是温开出的“山沟设想”，让他深受触动。

   2002年国家开始强调三农。早春，已有组织大学生支农经验的刘老石来到北京《中国改革》杂志社兼职，与邱建生、李昌平等人一起负责农村版杂志。其间，刘老石还是记者采访部主任。“他这个兼职人员，工作做得比谁都多”，刘老石的学生记得，他当时以志愿者的身份，一头扎进杂志社“全心全意为农民服务”的工作中去了。面对当时挤满杂志社走廊和会议室的各地上访农民，刘老石忙着接待，忙着带他们吃饭住宿，忙着帮忙联系法律志愿者……同时，他所组织的大学生支农调研，每年五一、十一、寒署假，也都坚持下乡调研，让学生在调研中成长。

   但刘老石的结合我国三农实际的教书育人方式，似乎未能得到有关认可。不仅支农社团一度遭遇“不能注册，不许活动、不许招生、不给经费”，刘老石自己一连四次写信和建议也均无回应。他似乎成了“异类”。

   2008年，刘老石放弃对旧制的奢望，决定将全部精力投入到大学生支农调研活动中。直到去世，这个被“引进”的人才执教十年，一直都是讲师身份。“我们都不知道他受了这么多委屈”，今年72岁的刘妈妈抹着眼泪说。直到2010年决定辞职，此前刘老石在家里从不提自己在做什么，也从不抱怨。

   2010年7月里最普通的一天，刘老石上完最后一节课、批改完最后一批学生考卷，确认无误后，写了一封公开辞职信。“……之所以决定最后辞职，最主要原因是他们竟然直接干涉我的课堂，不许我给学生以调查的方式布置作业……”，在刘老石留下来不多的文字里，他对辞职做了简单的说明，并不抱怨那些人。

   大学生，打起背包到农村去

   就在国家政策上连续强调“三农问题重中之重”的2003年，7月盛夏的一个上午，安徽阜阳县南塘村的四五百名村民自发聚集到村口大路上，迎接一支特殊的队伍。

   这是由刘老石带领的大学生支农调研队。二三十名队员，分别来自全国10多所高校，为节省经费，他们选择了最低廉的绿皮火车，坐了整整一夜来到南塘村。“但学生们精神很好，左胳膊统一扎着红领巾，一进村就大声唱歌，一点看不出疲惫”，南塘村村支书杨云标回忆。

   总共四五百户、1600多名村民的南塘村，跟同时期大多数的中国农村一样，因税赋过重，不少人拒交农业税被罚，基层矛盾重重。“比如各种各样的摊派，上面收100元，到了下边再加收120、150元……”，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南塘村自发成立了一个农民维权协会。“农民要维权，与当地政府关系紧张，与其天天恐惧着，不如主动配合当地政府在取消农业税之后的‘三农新政’中转型，重建合作，共同投入国家的新农村建设大战略”，杨云标称，刘老石带领大学生支农调研队进村后，首先劝说当地农民协会变身为新乡村建设的参与者。

   这自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农民积极分子接受不了，当地政府也不可能马上转型。进村后，刘老石将学生分成几个调查小组，分别进驻到各村民小组了解情况。晚上组织村民开会，探讨农村现存问题、解决的正确途径；一大早又出门到各个村、小学、农民协会骨干家中及最贫困家庭中走访。

   “有一次，一时还跟不上国家战略转型的当地政府将村民们集中活动的小学教室断了电，同时将相关情况向上级政府告状，说刘老石撺掇学生搞运动”……杨云标说他当时并不知道这些情况，他和其他农民一样，只是看到下乡的大学生们与农民同吃同住，天天熬到半夜、第二天照样精神勃发，被感动了。“那时天气特别热，39℃多，大学生们就用几张凉席铺在我家院子里打地铺，后来下雨了，院子里不能睡，才分散到两三户人家去借宿”。

   当年52岁的王秀华大娘，先前是农民协会的积极分子。刘老石带领的大学生支农队进村后，了解到村里缺乏文艺活动，便努力劝说乡亲们自己组建文艺队。“一大把年纪出来扭扭跳跳，开始很不好意思，于是刘老师几次到家里做思想工作，直到家人都没意见”，王秀华大娘讲，在她带头加入文艺队后，很快村里人就搬出十多年未用的鼓乐家伙，在村里进行小品、快板、老年歌舞等演出。“每到周六就开场，风雨无阻”。

   在进村大学生的帮助下，村里随后还建起了老年协会、留守儿童图书馆等组织。针对不孝顺老人的现象，村里还成功举办了一次孝顺媳妇奖励大会。这一回，刘老石的大学生支农调研队在村里整整呆了28天，是历时最长的一次。活动结束离开时，村民们走出村口，将大学生队伍一直送出好远。

   “很多人都哭了，不少还是大老爷们”，杨云标说，这支大学生队伍让老百姓重新找回了以前干部下乡的感情，所以他们依依不舍。“他们不像一般知识分子下乡，身上总有种居高临下、教育农民的傲气，他们是真的以一种匍匐下来的姿态在聆听，在向农民学习，让农民感到了尊重与平等”……南塘村老百姓的挥泪送别，在很多有志愿者支农的地方都差不多。

   10年间无论大小假期，刘老石的大学生支农调研队依然下乡，足迹延伸至河南、河北、山西、湖北、江西等省。诚然，他们来南塘村的时间相对少了。但每次路过南塘村，刘老石都去呆一两天。2007年夏天，刘老石听南塘村几个大娘讲，文艺队想学腰鼓，他当即拿出500元钱，给村里买了二三十个腰鼓。

   为组建更多的大学生支农调研队，2004年，刘老石注册成立了北京梁漱溟乡建中心，在温铁军的中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和乡建中心的指导下，以国家“985计划农村发展I类试验创新基地”和国家社科重大项目等名义开办了多处农村基层试验区，为了推进科学发展与和谐社会，对全国各地的大学生支农骨干、农民骨干等进行定期培训。大学生支农队伍的建设日渐规范壮大。在乡建中心，一套四册2008年出版的《大学生下乡支农指导手册》中，仅关于下乡纪律一项就有16条规定，比如吃饭住宿坐车必须给钱，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不能接受任何吃饭邀请和馈赠；走到哪，支农队员的歌声唱到哪；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劳动最光荣等。

   据乡建中心统计，从2001-2011年的10年间，在乡建中心指导下，全国共成立了200多个大学生支农社团，参加过有指导的支农活动的大学生超过万人，其中锻炼出来的支农骨干就有上千人；支农调研队帮助农民组建了40多个农民合作社、30多个农产品协会、40多个文艺团体和夜校。北大教授钱理群曾将这时期大规模的大学生支农活动，称之为“中国历史上第6次知识分子下乡运动”。

   践行新幸福主义

   在中国城乡二元结构体制基础上，百年来每一波工业化和城市化运动都是农村人力、土地和资金的大量流出，都导致农村日益凋敝。假使农村最终完全衰竭，城市的光鲜也将黯然失色，无法独存。

   走城乡互助，协调发展的道路，当然是一种“双赢”，这已经被近年来中国成功应对全球危机的经验所验证。帮助农民，让农村稳固以实现“本固邦宁”，则一直是刘老石及其大学生支农调研队10年贯彻的一大宗旨。同时，作为一名大学老师，刘老石始终将支农活动，看做是现代大学生们在自觉贯彻国家战略的行动中一次次的自我教育和自我救赎。

   每年寒暑假，别的老师往家里走，刘老石总要背起书包往外走。2002年底，他的一名学生回忆，为帮助西南地区高校组建大学生支农调研队，刘老石、李昌平等人赶到当地高校做演讲，“当时感兴趣的老师和同学们将会场挤得水泄不通，连窗户前都站满了人”。

   而在北京梁漱溟乡建中心，每年假期，各地前来参加培训的100多名大学生，无论寒暑，总是在狭窄的宿舍内挤地铺，每晚还进行热烈的学习和讨论。“通常情况下的培训，一次要花掉1万多，但乡建中心的培训往往非常节约，而培训效率极高，白天请专家上课，晚上还要自我学习”，白亚丽讲，早年刘老石申请到了国外某基金会一个5万美元的项目，原本计划做两年，但大学生支农调研队硬是用这笔钱做满了三年，且成效远超预期。

   对农民的培训，则侧重于农村合作社如何组建及运作等制度创新方面。2006年前后，河南兰考胡寨村正在发起合作社的农民带头人王继伟频繁往北京跑，最多时一年要去五六次。“那时主要是去乡建中心参加培训”，在王继伟印象里，刘老石个子不高，比较瘦弱，平日总是笑呵呵。“他对农民非常好，但对学生十分严格”，王继伟称，天气最热时，他跟刘老石挤一个宿舍，每次刘老石总推说自己块头大，要求睡上铺，将下铺让给他。由于农民朋友可以每晚先睡，王继伟半夜醒来时，往往发现宿舍唯一的一台小电扇正对着自己吹。

   “为达到农村的可持续发展，就得培养农民自己的人才，乡建中心多时一次培训30-50人，少时10-20人”，王继伟在乡建中心完成培训后，着手建立了胡寨合作社。他记得，在合作社成立期间，刘老石每年都会派两个大学生志愿者下乡协助。“有时是组织能力强的大学生、有时是营销或财务人员，对合作社建设非常重要”。

   同样，在河南兰考南马庄合作社建立期间，刘老石派下来的大学生志愿者也长期驻在村里。2006年10月，在另一位乡建志愿者———中国人大副教授何慧丽等人的努力下，南马庄农村合作社在当年粮食丰收后，来到中国农业大学，与北京的20多个消费者代表面对面召开价格听证会。“当时农民没算人工投入，开价2.1元/斤，倒是市民们最后又给加了几毛钱劳动力成本，最终以2.5元/斤成交，当场就卖出了2.4万斤大米”，参与大米听证会的黎光寿称，这一次听证会能顺利召开，与刘老石帮助筹建南马庄合作社也紧密相关。

   去年初，刘老石决心考博。这一次，他罕有地在家里呆了几个月。妻子王静记得，由于正是春节前后，家里总会有人进进出出，为了安心读书，刘老石将自己关在洗手间内，仅靠一张熨衣板搁着读书，整整三个月除了吃饭，基本不下楼。

   “他不仅关心年青大学生们的学习与成长，对每个人的生活也十分关心”，4月初，得知刘老石去世后，魏丰收和其他几名学生赶到天津帮忙料理后事。魏回忆，有一年大年初一大清早，留守乡建中心的大学生突然发现院子里多了一个人，原来刘老石专程从天津赶回北京，为同学们做自己最拿手的土豆炖大肉来了。而且，在乡建中心从不拿一分钱工资的刘老石，隔三岔五就会借钱给急需的同学，“他自己手上要是没有，就找他爱人要，我们将师母都叫做‘自动提款机’了。”

   2009年秋天，在刘老石撮合下，5对参与下乡支农的年青大学毕业生完成了“柿子树下的爱情”长跑，在京郊农村举办了一场不同寻常的“新幸福主义”集体婚礼。“我们找了一个农家乐场地做仪式，请了教传统文化的老师，每个人发表幸福感言，所有的朋友们都到了，然后吃自己做的菜”，白亚丽称，那是一次让所有参与者倍感开心的活动，“简约而意义深刻”，可惜今年10月计划举办的第二届新幸福主义集体婚礼，刘老石不能参加了。

   但，就在这个乍暖还寒时节，他其实已将幸福的种子，撒播到了千千万万的支农大学生、农民朋友以及乡建同行者心中。

   图片均由北京梁漱溟乡建中心提供

   南都记者 杨晓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