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发展应着眼农民的长远福祉    

   ——访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张晓山
   每一次社会变革都是对资源要素分配的重新调整。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深入推进，农村劳动力大量流动，农户兼业化、村庄空心化、人口老龄化趋势日益明显。在此背景下，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进一步增强农村发展活力”，是基于何种考虑？农村发展的活力在哪里？怎样才能释放出来？对此，本报记者采访了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张晓山。

   记者：近年来走进农村，经常可以看到这样一种现象：装修得很好的房子大门紧锁，村里村外所见多是“三八六一九九”部队。您如何看这样的现象？

   张晓山：农业、农民、农村发展三者密不可分。农村建设得再好，没有人发展不起来；有人在，没有产业，人也呆不住，所以新农村建设首要的一条就是“产业发展”，有产业才能有就业机会，人们才能通过就业增加收入，才能聚集人气推动服务业的发展。

   接下来的问题是发展什么样的产业。现代农业要提供满足消费者对优质安全农产品的需求，农民要增加收入，但是在农村和现代农业发展中，粮食与经济作物的种植如何协调，种植业和养殖业要怎样协调发展，非农产业要怎样形成集聚效应？各地要根据当地的资源禀赋来确定各自产业，而不能发展污染型产业，或是产能过剩的产业，因为这种产业的发展不是符合社会进步需求的。

   另一个问题是在产业发展中，城市和农村怎么协调，大中小城市怎么协调。过去的发展，都是优质资源向北上广深等大城市集中，现在说要发展农村，发展小城镇，需要基础设施、教育、文化、医疗资源等各方面资源向这些地方均衡分布。公共服务的均等化，首先是个质量的问题。不解决资源分布重大中城市重沿海轻小城市轻农村的问题，就没有办法实现公共服务质量上的均等化。

   近年来几个一号文件的基本思路没有变，农业农村发展需要解决深层次的问题，而这些深层次的矛盾，并不是农业、农村自己能解决的，而是依赖于经济社会的整体发展，与国民收入再分配的格局相关。在这种情况下，农村发展要增加活力，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是不行的，必须同宏观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改革结合起来，所以这次中央一号文件提出的深化农村经营体制改革、土地确权、改善民生等问题，都涉及到怎么深化改革、怎么合理配置资源、怎么调动农民的积极性这些相关的问题。

  农村的发展，一是产业的发展，二是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完善，三是农村金融改革的深化。把这些问题解决好了，农村才能不再只有儿童、妇女、老人“三留守”，外出打工的农民才愿意回乡创业，才能够在农村安心发展。农村发展有中坚力量，农村才能比较繁荣，农业也才能发展成为有竞争力的、适度规模的、质量安全有保证的现代农业。

   需要注意的是，在强调“谁来种地”、“怎么种地”的同时，还应该强调“谁来管理”、“怎么管理”、“谁来监督权力的运行”。为此，一方面要转变政府职能，把资源向基层倾斜，另一方面要在基层建立民主机制，把村干部的权力关进笼子里，保证权力运行的公开透明。在机制健全的情况下，再发展起产业，有公共服务配套，有金融支撑，这样的农村才是有活力的。

   记者：农村并不是没有活力，怎样才能将活力释放出来？

   张晓山：发展才是硬道理，但在30多年的发展中我们也有很多经验教训，现在应该考虑怎么发展道理才能真正硬。发展要能够真正满足人的需求，真正提高人的幸福指数，也就是生活是舒适的，环境是好的，吃的不是三聚氰胺，呼吸的不是废气，白天能看到蓝天，晚上能看到星星，土里有蚯蚓，塘里有青蛙。农村的发展，要把农耕文明和现代文明的精华结合起来，而不是把二者的糟粕结合起来，这样才能符合广大农民的福祉。从这个角度来说，农村的发展应该是多元化的发展，不能把所有的农民都赶上楼，而要在保持青山绿水的前提下根据当地的资源禀赋发展适合的产业，在此过程中使有企业家精神的人能够创业。是追求短期效益还是追求长远收益，思路决定了发展方向，农村的发展千万不可急功近利搞“一刀切”。

   记者：“被上楼”是近年来农村发展中比较突出的一个问题。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农村居民点迁建和村庄撤并，必须尊重农民意愿”，那“农民意愿”能否刹住一些地方盛行的大拆大建之风？城乡一体化中该如何维护农民的根本权益？

   张晓山：“尊重农民意愿”是一个原则性的规定，同时农民意愿也是多元的。对离开农业的农民来说，他们已成为产业工人，希望乡村和城市一样；而对仍然务农的农民来说，他们对生活方式的要求和前者完全不一样。应该说，尊重农民意愿、发育出民主机制都正确，但关键要弄清楚为什么大拆大建之风能盛行。

   为什么没有一个全国的号令，从东到中到西却不约而同地大拆大建？这是因为各地以新农村建设为名，在各种利益驱动下盯着的还是农民的土地。这种情况如果任其发展，最终的结果就是各地都在扩大建设用地。中国是土地稀缺的国家，本应该集约节约利用土地、提高单位面积产出率，而实际上整理置换出来的土地产出率非常低。“跑马圈地”实际上是透支未来，把子孙后代的生存之本都用掉了。

   从根本上说，现在所有问题都是体制机制的问题，连片开发、土地复垦、综合整治这种“运动式的发展”，不可能从根本上尊重农民意愿，也很难说是真正着眼于人民的福祉。

  农村的发展应该是可持续的，而不是饮鸩止渴令其后面发展空间受影响；农民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应该顺应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符合农民自身意愿，而不是强制的，这应该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让人不理解的是，中国的改革是渐进式的，为什么一涉及到农村就是疾风暴雨？能否从农民利益出发去考虑问题，恐怕是农村发展中一个比较关键的问题。通过自上而下“运动式”地大拆大建，最后的结果很可能是集体建设用地卖完了，宅基地被压缩到最低，大量农村消亡，其实质是对农村资源的最后一次再分配，也是对农民最彻底的剥夺——土地是农民农村发展最后的资源，一旦被剥夺也就意味着上楼农民永续发展的资源没有了。

   记者：一方面是农村发展需要资源投入，另一方面是工商资本对农村的土地资源虎视眈眈，如何实现资源要素在城乡之间的良性流动与发展？

   张晓山：农村发展到现在，很多事情不是看不明白，关键是站在什么立场，代表谁，代表谁的长远利益。一号文件强调土地确权，这是非常重要的，确权就是要让作为资产所有者的农民明白家底是什么，有多少，剩多少。在每块土地都有主儿的情况下拿地，农民就清楚这是拿谁的东西，合法不合法，该出什么条件。

   对工商资本进入农业，现行法律法规没有禁止，只是说“不提倡”，但“不提倡”并不等于“禁止”，而且工商企业进入农业生产领域已经是既成事实，这种情况下堵塞不如疏导，需要加强的是对工商企业的监督和管理——有规矩，有规则，有门槛，有审查，才能保证不损害农民的利益。

   社会资本进入农村，首先要看进入的领域，进入产前、产后环节是鼓励的，现在争论比较多的在产中环节。实际上，在工商企业进入产中领域后，对周边农民也有示范带动作用，没有公司产业发展不起来，问题在于仅靠公司产业发展难长久，有所发展的农民必须摆脱公司，自己起来组织合作社，合作社牵头办企业，这才是农业产业化的理想前景——以农民为主体的全产业链拓展。

   记者王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