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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主席的农合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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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位一体合作经济

本文原载于《人民论坛》2013年5月上期，作者陈林，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后，曾任浙江瑞安市副市长。

2013年3月，在全国“两会”上，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来到江苏团，座谈中话题很快引向了“务农致富”。在回顾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农村先由分到合、再由合到分过程后，习近平说，改革开放从农村破题，大包干是改革开放的先声。当时中央文件提出要建立统分结合的家庭承包责任制，但实践的结果是，“分”的积极性充分体现了，但“统”怎么适应市场经济、规模经济，始终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新世纪十多年来，像沿海地区以及农业条件比较好的地方，在这方面都做了积极地探索，也有了一定的经验。

习近平是审时度势地提出“统分结合”、特别是“统”的问题。

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晚年多次提出，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改革和发展，要有“第二个飞跃”，还没有来得及深入阐发。这个历史重任，跨越时空，落到了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肩上。

十八大之后，2013年的中央一号文件，特别强调了农业生产经营体制创新，这是多年来所未有的。“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是中央长期的既定方针，并且庄严写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八条。要继续完善和创新，只能是以适当方式强化“统”的一面。而“统”的载体和途径，只能是加强合作制。

事实上，早在2006年初的中央一号文件刚刚提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就在当年1月8日的全省农村工作会议上，提出了农民专业合作、供销合作、信用合作“三位一体”的宏伟构想。

习近平的这一构想，正是对于农村“统分结合”双层经营体制的重大完善和创新，也是对于邓小平三农理论的重要继承与发展。

这也是几代三农人的中国梦。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陈锡文在一个座谈会上说，“（刚）改革开放时，我们就考虑，日本农协为什么搞得好，我们合作社为什么搞不好？重要的是我们把三类合作肢解了，农民都没拿到利润和好处……”。陈锡文指出，“把农民专业合作、供销合作、信用合作三位一体，其实这种模式是中国几代搞合作制的人的追求”。

习近平的三农情结：长期实践与深入思考

习近平的“三位一体”构想，并非一时偶得，而是酝酿已久。

2012年2月，习近平以国家副主席的身份访美期间，出席了中美农业高层研讨会。他在致辞中回顾，“我曾在中国西部地区当过7年农民，还当过一村之长，我在中国河北、福建、浙江和上海等省市任职时也都领导或分管过农业工作，对农业、农村、农民很有感情”。

从下乡知青到清华博士，从农村大队书记到县委书记、省委书记、总书记，习近平一直有着挥之不去的三农情结。越是成长为参天栋梁，就越是扎根于自己的土地。他在三农问题上实践经验日益丰富，理论思考也日益成熟。

上个世纪70年代，在大队书记任上，习近平带领乡亲们建起了陕北第一口沼气池，一直建了几十口（这在当时的农村应该算是高科技啦）。1975年8月，陕西全省沼气现场会在这里召开。须知那时候父亲习仲勋还没有平反，习近平完全是靠自己走出了一片天。陕北的经历，使得习近平增进了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与普通农民建立了深厚感情。也许正是从那里，习近平深切感受到农民合作与联合的迫切需求与潜在力量。

多年后出版的《知青老照片》收录了习近平的回忆文章——《我是黄土地的儿子》。他说，“22岁离开黄土地时，我已经有着坚定的人生目标，充满自信”。“上山下乡的经历对我们影响是相当深的，形成了一种情结叫“黄土情结””。

1980年代初，正是由于这种情结，习近平到当时条件较为艰苦的河北正定任职。党内农口老前辈杜润生把他聘为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的特约研究员。杜润生时代的农研室，是三农理论与政策研究的最高殿堂。那时候每年一号文件起草前，经常要把习近平等几个地方领导干部请过去参加讨论。

正当包产到户普遍推行、初见成效的时候，从决策层到学术界大都还沉浸一时增长的喜悦中，年轻的习近平，在总结和肯定家庭承包经验的基础上，就以深邃的历史目光，开始探讨：“统分结合”，“分”了，“统”怎么办。

习近平第一次率团访问美国是1985年，在县委书记任上去考察农业。习近平注重学习先进的农业技术，但在生产方式和经营模式上，并不盲目崇尚美国农业所代表的“西方模式”。基于国情的深切认知，后来他说，“那种大农业的道路看来不行，就看东北那些人少地多的地方怎么样，那也有个成本问题”。“很多东西啊一定要因地制宜。什么是科学，并不一定是大、洋、全，并不一定是所谓的机械化。要最小成本、最大效益，什么事情都离不开现实”。

1999年，在福建省长任上，习近平集思广益，亲自主编了一本书：《现代农业理论与实践》。此前，作为省委副书记，他多年分管全省农村工作，足迹踏遍八闽大地的山山水水。在福建，很长一段时间里，习近平的名字与农业和脱贫解困相联系。

对于一些部门和地方热衷的“公司+农户”以及所谓的农业产业化，习近平批评说，农业产业化本来是推进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举措，也是促进农村市场化建设的重要举措，但在一些地方由于没有建立合理的市场主体利益分配机制，“龙头”公司与农户之间是一种买断关系，市场利益主要让“龙头”公司拿去，处于“龙身”的广大农户获得不多，致使“龙头”和“龙身”之间不能有机的结合起来，制约了农业产业化水平的提高，也影响力农村市场化建设。

习近平要求，坚持将市场摆在“龙头”位置，而不是像我国的一些地方的农村那样，将农产品的加工企业当作“龙头”。

三位一体：农民组织化vs农村市场化

2001年，习近平在清华完成的博士论文以《中国农村市场化建设研究》为题。他旗帜鲜明地提出：“要走组织化的农村市场化发展路子”。 “只有将农民组织起来，才能使农民尽快安全、顺利地进入国内外市场，并能够有效地降低进入市场的成本，提高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市场占有率”。

进入新世纪，习近平多年主政浙江。2006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掀起新农村建设的新高潮。一些人开始推崇日本、韩国为代表的“综合农协”。习近平冷静指出，日韩模式，从人多地少，从耕作习惯，从人文背景，与我们有相似条件，但也不能照搬。他们那个体系，他们那个发展脉络，有特定的历史背景。我们则不能抛开我们的历史。所以，既要借鉴外面，又要走自己的路。

习近平提出，“要发展农民的横向与纵向联合……把生产职能与流通职能融为一体……发展跨乡、县的地区联合，组建大规模的中心合作社……”正是胸有成竹，在高瞻远瞩、深思熟虑的基础上，“三位一体”的构想应运而生。其结构设计和实施路径非常重要。为了降低信息不对称，基层合作的人员规模不能太大，但是业务量又要追求一定的规模经济，为了解决这对矛盾，就要发展综合合作（金融、流通、科技服务），并在基层横向联合的基础上发展纵向联合,这就是多层次合作。大合作必须通过综合合作、多层次合作来体现。

在“三位一体”的构架下，各级各类合作社普遍纳入农村合作协会（简称农协或合作协会），农民专业合作社得以规范、充实和提升；又推动基层供销社开放改组融入合作协会，从根本上实现供销社的回归三农与回归合作制；合作银行（信用联社）的股东（社员）也同时进入合作协会，并可通过合作协会托管持股，形成产权纽带；合作银行又依托合作协会、合作社发展信用评级、互助联保，拓展营销网络，既控制银行风险、又放大农村信用——这个设计在金融意义上与当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孟加拉乡村银行也是异曲同工的。

这一构想结合中国实际，对农业经营的美国模式与日韩模式进行了取长补短，又对我国农村现有的组织资源进行了改造利用，很快在实践中得到验证和欢迎。

2006年5月15日，浙江日报发表署名哲平的评论文章“建立强大的农业组织体系”，以正在试点的“三位一体”农村合作协会为代表，指出：发展现代农业，必须进一步突破组织体系这一瓶颈制约。评论文章要求：通过建立完善的、农民为主体的农业产业组织体系，把小农生产与现代市场经济有机地结合起来，使广大农民成为农业产业化的主体力量，切实推动现代农业的进程。

到了2006年10月，习近平亲自听取试点汇报后指出，“三位一体”的新型合作与联合组织，把合作制农业产业化经营又提高了一个层次，实现了新老合作经济资源的对接和各种合作经济组织的合作与联合。这是发展农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的有益实践，是立足新阶段、把握新趋势而积极探索的一条新路子，应当予以鼓励和支持，同时还要认真总结经验，使之不断完善和更加成熟。

2006年12月19日，在全省现场会上，习近平进一步全面论述了他的“三位一体”构想：“三位一体”是三类合作组织的一体化，也是三重合作功能的一体化，又是三级合作体系的一体化。会议要求，条件好的地方可以大步前进，建立区域性的新型合作经济联合组织。

新型合作化之中国梦

对于浙江发端的这项改革，在全国范围内，仅在2006至2007年前后，据不完全统计，有辽宁、吉林、山东、甘肃、广东、海南、湖北、江西、安徽、福建、江苏、上海等十几个省市的一些地方和部门，或者前来考察取经，或者参照制定了相关政策文件。国内外的一些知名学者、学术机构也给以重视和支持。

众多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乃至一些民主党派，更纷纷响应，呼声不断。如民革温州市委，民盟海南省委，九三学社温州市委及浙江省委，致公党温州市委及浙江省委，还有致公党中央，都以各自党派的名义，向本级政协郑重作出提案。这些建议、提案和发言着力总结和借鉴浙江经验，大力倡导发展“三位一体”的农村新型合作组织，向更深层次推进，向更多地区推广。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教授王名还建议，尽快制定“三位一体”的农村合作协会条例。新型合作化道路的路线图，已然成形。这将印证了习近平在博士论文中的豪迈预言：“新型的合作化道路将会越走越广阔”。

这表明“三位一体”构想有着深厚的社会基础，深得人心。这一构想抓到了三农问题的要害，抓到了统筹城乡的枢纽。浙江的前期实践表明“三位一体”的均衡结构和实施路径是确实存在的、是可行的。

这是一种制度意义上、植根中国本土的自主创新，同时也是各级各类合作事业发展与改革的殊途同归，更是中国梦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