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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启臻 | 基于乡村价值,乡村振兴的五大工作方法,缺一不可(连载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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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振兴乡村仅有理念是不够的,我们必须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方式方法,也就是需要可操作的具体措施。根据乡村价值理论,乡村振兴要着眼于乡村结构修复,使其应有价值在新的条件下得以实现并发扬光大。其途径可以通过制度创新、组织创新,发现、利用、重组、放大原有的资源,也可以通过引进新资源使之融入原有乡村价值系统,为乡村体系注入活力。这样就可以形成基于乡村价值理论的乡村振兴基本工作程序和方法,即基于乡村价值的五大工作方法。



1

整理乡村资源



基于乡村价值的乡村振兴,最基础工作是整理乡村所具有的资源。乡村资源包罗万象,十分丰富,其主要资源可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是自然资源,如被称为“财富之母”的土地资源,村里耕地数量、质量,是山地、丘陵还是平原,决定了农业产业的类型;包括地下水、河流、土壤水、大气水等在内的永资源,不很是农业的命脉,也影响和制约乡村生活:气候资源,如光、热、风、降水、温度等气候条件,对产业类型起着决定性作用;自然资源还包括乡村生态、生物资源、农业资源等,如动植物资源、微生物资源传统种植养殖类型等,对人类的生产和生活均产生着巨大影响。


其次是社会资源,包括村落的地理位置、所在区域、道路交通、信息通信、技术知识、人口构成、村落社会结构、组织形式与组织程度、村落社会关系等;也包括村落形态、家庭、家族、干群关系、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管理方式、政策导向等。社会资源是影响自然资源利用的重要因素。


最后是文化资源,包括农业制度、耕作传统与习惯、村民生活方式与习俗、乡村共同信仰、村规民约、法律制度、道德传统。行为规范、民间文艺、娱乐方式等,也包括人们的价值观念、生活态度以及对现代科技的采用等情况。文化资源不仅可以作为提升乡村产品品质的重要因素,也影响着村民生活的幸福感,需要指出的是,乡村所拥有的丰富资源类型往往没有明显的类型界限,比如产业资源可以是自然资源,也可以是文化资源,还可以是社会资源。人们常说的特色产业,其实就是由天时地利人和等综合因素共同决定的。资源的复杂性决定了乡村资源整理是件烦琐而细致的工作,只有清晰掌握乡村的资源状况,并对其进行梳理、排列,才能合理利用乡村资源,为乡村全面振兴奠定基础。


在系统整理乡村资源的基础上,要对乡村资源利用情况进行评估分析。乡村资源是客观存在的,但资源能否体现其价值,转变为乡村财富或为乡村生产生活提供服务,则要看资源要素之间是否协调平衡,要素间的关系是否合理。合理的要素关系有助于每个要素发挥其作用,并能达到和谐共生的协调状态。不合理的要素关系会导致要素难以发挥作用,或沦为孤立要素被闲置,或成为累赘和负担。分析乡村资源利用的基本做法是考察每一个资源要素对乡村生产、 生活、生态、社会、文化等功能的作用。以土地资源要素为例,如果要流转土地,不仅要考虑其对农业生产、农民收人的影响,还必须考虑对农民生活的影响,考察对乡村生态的影响以及对社会文化建设的影响。如果考虑单一生产,不考虑其他,势必出现生产发展了,生活质量下降了:收入提高了,生态破坏了;村庄“漂亮”了,文化失落了等现象。这方面的教训十分深刻。其他乡村发展要素的分析也遵循同样的道理。需要指出的是,人们经常用制度创新和文化建设为手段改变乡村资源利用,不仅可以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资源要素的关系,还调节着人与人的关系和要素与要素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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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乡村价值



乡村振兴不仅要发现和理解乡村整体价值,也要强调发现构成乡村要素的价值。人们常用“捧着金饭碗讨饭吃”来形容乡村资源得不到有效利用的情况,事实上由于人们认识不到乡村资源的价值所在,致使一些资源 长期处于休眠或浪费状态。发现乡村资源的价值,有两个途径:一是考察资源利用的历史,也就是要清楚某一资源要素所具有的传统利用方式,以此为基础,考察判断老根上能否发出新芽。二是从不同角度看待已有资源,乡村是多要素、多学科的综合体,当从不同学科、不同视角、不同思维方式审视乡村时,就会发现一般人难以发现的价值。经济学、社会学、民族学、生态学、文化学、管理学、美学、建筑学以及旅游、创意等等,都可以在乡村中发现自己的学术领域并做出价值判断。除了不同的学科视角外还要强调不同主体视角,城市人与乡村人有不同的视角,官员与学者有不同的视角,他们的需求不同、追求目的不同,对乡村构成要素价值的判断也不尽相同,只有综合不同主体的意见,才能发现乡村的深层次价值,为合理开发和利用这些资源要素提供依据。


这就涉及如何看待外来人的作用,应该承认外来人在发现乡村要素价值方面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当地村民面对当地资源已经司空见惯或者见怪不怪了,受长期资源利用习惯及思维定式影响,难以发现资源的特殊价值或新的价值,这时就需要借助外来人的视角、知识或见识。台湾著名的桃米村就是一个典型。1999年台湾“9. 21”大地震后,要重建乡村,曾任职于《天下》杂志的廖嘉展与妻子颜新珠在台湾的埔里镇成立了“家园重建工作站”,选择了桃米村作为建设试点。当时的桃米村与今天的大陆乡村一样,传统产业没落,劳动力流失严重。面对困境,他们在调查和整理社区资源时意外发现了一个重要元素青蛙。桃米村生态资源丰富,单青蛙就有23种,占台湾原生种蛙类的80%,廖嘉展想到以青蛙为卖点,发展乡村旅游。他请来专家进行生态物种调查,让年轻人重新认识自己的故乡。通过社会网络和友好团体进行推广,吸引了很多人来桃米村欣赏“青蛙王国”的魅力。村民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各种民宿开始涌现。目前,桃米村共有30多家民宿,民宿的主人有不少是从城市回来的年轻一辈。不仅如此,桃米村还延伸出了一条青蛙文化产业链。青蛙雕塑和青蛙手工制品被创作出来,连洗手间也被命名为“公蛙”和“母蛙”;以桃米村为原型的3D立体动画电影(桃蛙源记》,讲述了青蛙家族寻找桃花源的故事,增加了桃米村的知名度。据统计,桃米村目前依托观光休闲产业,年收入超过1亿元新台币,这是桃米村过往任何一项传统产业无法比拟的。


2017年笔者在费州黔西南州做扶贫调研,遇到来自深圳在册享县巧马镇大山里支教的小伙子周建仁,地方政府F知道他具有营销才能,动员他帮乡村产业脱贫。他首先做的事事情就是调查和整理乡村资源。当问及老百姓当地有什么特产货,地日性内客视“我们这里没有特产,除了甘能啥都不长”。这句话自发了他。调查发现,附近的几个村庄很适合长甘脱,不仅产量高,品质也好。原来有国营科在达用收购,后来精厂例用,重农只能靠走街中巷卖鲜食甘燕换取微博收带手是, 他做起了甘重的文章。恢复传统手工土法制糖,给红糖取了一个好听的名字:“东方巧克力”。配上融人当地民族文化的包装,每盆糖(八两)售价180元.而且供不应求,成为立足当地资源发展特色产业扶贫的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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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乡村资源 价值放大


如果我们把乡村自然资源(如山、水、林、田、湖、草)、社会与生活资源和乡村社区形成的产品分别作为三角形的三条边,可以构成一一个 “财富三角形”。传统村落资源所构成的三角形面积很小,这是乡村在封闭环境中运用较低水平技术条件,利用有限资源产生的财富。这种环境下的财富循环具有封闭、低水平、脆弱性等特征。低水平循环能量不断衰减,自然导致乡村落后和衰败。如何扩大乡村财富是破解乡村困境的难点,其实,我们可以通过三类资源的延伸、丰富、融合来实现乡村财富的放大。与传统乡村发展的思维定式不同,放大乡村价值不是把发展外部资源作为乡村振兴的直接方式,而是把乡村已有资源作为发展基础,把过去人们视而不见的或者认为没有价值的乡村资源赋予其价值含义。这些资源有些是有形的,如山、水、林、田:有些是无形的,如气候、习俗、信仰等;有些是物化的,有些则是文化的。把这些零散的、不为人所认识的资源,整合在一起成为乡村可以获得“利益”的产品,形成村落价值基础上的产业融合。在产业融合思路下放大乡村资源价值,一般沿着两个方向进行:纵向主要是延长产业镇,增加生产环节,以获得更多的附加值。与以往人们认同的专业化产业链延伸不同,乡村价值理论的产业链延伸不是呈直线式的,而是呈多链形式的,何斯路村的物相种植一加工一销售:柳相一幅米-米酒销售:米酒一休闲依谢产业链等,就呈现出多镇型,产业链延伸只有在乡村内由村民自己完成才是有意义的。产业融合横向表现为农业、乡村功能的扩展,实现乡村自然资源、社会资源、文化资源的融合,促进乡村生产、生活和生态的协调发展。


发展有机农业、特色农业、乡村手工业以及乡村休闲、度假、康养业,均是乡村价值放大的具体体现。乡村休闲、旅游就是把以往不认为是资源的新鲜空气、青山绿水、传统民居、民俗以及老百姓的生活方式等变成可以产生财富的资源。地方手工艺、传统食品制作也作为商品开发出来。产业兴旺不再以“量”取胜,由“做大做强”传统思维,转变为追求“精而有特色”的个性化思维,满足特殊人群的个性化需要。这些特色融合产业的重要特征就在于把乡村价值融人产品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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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创新



制度的作用在于通过改变要素之间的关系,实现资源重新组合。我们知道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是从变革土地制度开始的,通过制度创新形成了以家庭经营为基础的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政府没有投资却短时间内解决了几十年人民公社体制没有解决的吃饭问题。这一制度创新到底改变的是什么?实际上改变的是人与土地的关系。乡村要素没有发生任何变化,仅仅是联结要素的关系发生了变化,让农民获得了种地的自由,进而爆发出难以想象的活力和创造力。乡村振兴过程也必须遵守制度创新原则,只要破除一切束缚农民手脚的不合理限制和歧视,乡村活力就会被激发出来


需要指出的是,乡村振兴需要整体保护乡村价值,这对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有效治理和农民生活幸福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看不到乡村整体价值的乡村振兴往往会演变为对乡村的破坏。这方面的教训已经不少,在一些地方仍在继续。乡村价值理论特别强调确立农民主体地位,因为在乡村要素中,农民是核心,失去了农民,乡村就失去了应有价值。只有农民的积极性被激发和调动起来,乡村振兴才有可持续发展的动力。任何排斥农民主体地位的创新都违背农业和乡村发展规律,会成为乡村振兴的障碍。一些地方以创新为名,收回农民的承包地,高价出租赚取租金,美其名日增加集体收人:一些地方要农业而排斥农民,强迫农民把土地“流转”给工商资本,把农民变成“既拿地租,又挣工资的工人”;一些地 方机械地在农业上搞股份化,声称要把农民变成“股东”。诸如此类,本质上都是排斥农民主体地位,人为隔断农民与土地的天然联系,把农业指于不可持续的危险境地。另种做法是要乡村不要 农民,爱乡村建设用地指学采用种种手段把农民赶上了楼, 乡村综合价值由此丧失。这些做法不是任何意义上的创新和进步,是需要特别值得警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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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引进



主张沿乡村价值体系振兴乡村,绝不是排斥外来资源。相反,在城乡融合背景下的乡村振兴,要素引进是最常用的手段。当一个系统运转缺乏能量或活力时,引进新的要素可以为原系统注入新的活力和生机。但是,基于乡村价值理论的要素引进需要注意三个问题:


一是要素引进与乡村价值体系相融合。前面已经提到,通过考察所引进的要素或项目对乡村的生产、生态、生活、社会、文化等功能的促进作用是检验引进要素成败的重要指标,只有能够融人乡村价值体系的项目才是有效的。实践中那些用钱堆起来的典型之所以没有生命力,主要原因就在于项目独立于乡村价值体系之外,没有为乡村价值体系所接纳。笔者曾考察某乡村,发现该村为了发展经济招商引入万头猪场,可这里的老百姓已经“被上楼”,失去了养猪的基本条件,这个外来资本猪场除了占用村里耕地,污染村里环境,对村里没有任何意义。类似的要素引进是要尽力避免的。


二是既要引进物质要素,也要注意文化要素的引进。乡村作为价值系统需要各个要素的均衡发展,才能彼此促进,形成合力与叠加效应。实践中由于单一经济要素引入,或过分强调增加收人,忽视文化建设,致使乡村结构失调,乡村文化衰落,以至失去乡村生活的教训是屡见不鲜的。文化要素引进促进乡村振兴的经验也有很多,特别是文化与乡村手艺的结合,文化与农产品的结合,文化与村民生活方式的结合,改变了乡村生产,也丰富了乡村生活。


三是智力资源的引进与人才培养。乡村振兴人才先行,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没有一支庞大的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工作队伍,振兴乡村无从谈起。人才从哪里来?就地培养新型职业农民,吸引农民工返乡,鼓励市民下乡,号召新乡贤为乡村做贡献等,都是解决乡村振兴人才班乏的有效途径。人才培养中对农民的教育是基础,只有改变农民包括观念、知识、技术、价值信仰以及生活态度在内的综合素质,才能为乡村振兴奠定群众基础。对干部的教育是关键,不了解农业基本特点,不懂得乡村发展规律就会乱作为、瞎指挥,就难以正确理解和把握中央乡村振兴的准确含义,就会把乡村引向歧途。对社会组织以及一切热爱故乡的人实施“一懂两爱”教育也十分必要,这样不仅可以营造出全社会关心乡村的社会氛围,也可以避免他们中的热心人遭受挫折。近些年,很多社会组织和城市居民怀着对乡村的感情和对农业的热爱,抱着极大热情到乡村或投资农业或帮助村民建设乡村,结果大都以失败告终,好心没有收获好报,反而挫伤了他们的积极性。通过教育可以提高人们对乡村的认识,避免弯路和错路。乡村振兴的教育内容最重要的是两个方面:第一,发展什么样的农业。基于乡村价值的乡村振兴要实现产业兴旺,必须从乡村角度和农民视角理解农业与乡村的关系,懂得农业基本特点和基本规律,发展以农民为主体的农业、发展可持续农业。第二,建设什么样的乡村。要深刻认识乡村价值体系的完整性,懂得乡村整体价值,了解乡村与产业、生活、社会、文化的复杂关系。只有遵循乡村特点和规律建设乡村,才能实现乡村的全面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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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朱启臻

著名三农问题专家,先后任北京农业大学人文教研室主任、社会学系主任,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副院长等职。现任中国农业大学农民问题研究所所长,农业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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