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源于：乡村建设研究

“乡村建设研究”编者按：“乡村建设研究”本月联合“国仁青创”共同推出“乡建与青年”专题，我们特邀多年以来参与乡建志愿活动、关注青年成长的孟登迎老师，围绕兴起于世纪之交的“新乡村建设”运动，编选了来自不同视角的讨论文章，与乡建同仁和青年朋友们共同学习、思考。感谢孟登迎老师对“乡村建设研究”的支持！

特邀编者按：“新乡村建设”兴起于世纪之交，是由一些知识分子自觉推动、部分农民和打工青年共同参与的一系列社会活动，包括下乡支农调研、生态农业推广、文化公益服务、城乡互助等等。这场发自于民间知识界的社会运动，由于从一开始就与青年知识分子的广泛参与密切关联，被著名学者钱理群誉为二十世纪以来中国的“第六次知识分子下乡运动”。二十年来，已有数万名大学生和二百多所大学的支农学生社团直接或间接地参与过“新乡村建设”运动。这次青年知识分子下乡支农运动以及随后扩展出来的青年支农、生态农业和城乡互助实践活动，无疑是本世纪以来值得关注的文化现象。如何理解这场社会运动得以出现的社会历史语境？如何理解它对目前“制式化”的大学学科教育提出的深刻挑战和积极影响？如何评估它对于中国青年文化和志愿者文化的影响和意义？参与这场运动的青年知识分子究竟经历了什么样的精神历程？他们目前对自身的处境和追求还有什么样的思考？支农青年和乡建青年目前急需哪些方面的帮助？所有这些问题，都需要思想界、文教界、产业界以及所有关注青年和国家前途的人们去做出更认真的思考、探讨，去付出实际的行动。

在2020年“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乡村建设研究”公众号将陆续推送温铁军、钱理群、刘老石（刘相波）和孟登迎等学者有关乡村建设运动与青年人才培养的理论探讨文章，并同时推送刘老石老师与乡建青年白亚丽、梁少雄和王茜对乡建青年成长道路和实践的反思文章。这些文章的作者有80岁的老教授，有“90后”乡建青年，还有英年早逝的中年骨干。文章写作和发表的时间跨度也比较大，白亚丽的文章发表于2004年，刘老石生前所写的文章也过去了十多年，钱理群老师和温铁军老师的文章虽是近期发表，但其实也与他们的实践结合和积蓄了数十年。可以说，这些文字尽管还略显简略甚至粗糙，但贯通了几代知识青年的家国情怀，后者似乎已经超越于一般的师友交谊，已经成为连接着生者与死者的永远不灭的共同理想和精神对话。我们期待通过这些有限的文字，引发社会各界对乡村建设和青年成长的更多关注、讨论和实际帮助。

今天推送的文章是温铁军老师的《“一懂两爱”与去精英化的教育创新》。作者简介：温铁军，1951年生于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人民大学乡村建设中心主任；北京大学乡村振兴中心主任；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执行院长；福建农林大学海峡乡村建设学院、新农村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

特邀主编简介：孟登迎，男，陕西渭南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英国文化研究，青年文化。

“一懂两爱”与去精英化的教育创新

温铁军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乡村振兴战略的同时要培养“一懂两爱人才（懂农业爱农民爱农村）”。这很让人感慨！因为，一方面这个能够在国家的乡村振兴战略贯彻中与农民群众密切结合的人才培养工作我们已经做了几十年了！乡村建设这些年培养的深入三农工作的优秀人才恰逢其时地应该成为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生力军！另一方面，只要我们认真地培养“一懂两爱”人才，就难免在颟顸腐朽的旧教育体制之中遭遇“合规”困境，也势必受制于愈益西化的学科教条和学阀排异；这些被貌似科学的形式主义维持着的制式教育体系因内含复杂利益机制而依然冠冕堂皇地横亘着！如此，乡村振兴前路也仍然会荆棘丛生……

1、青年志愿者支农下乡的时代背景

2001年，新世纪的第一年，我得到直接通知参加了由总书记召开的三农问题座谈会，会上我向总书记当面汇报三农问题，要求中央把农业政策导向改为三农政策导向。当时我是参加中央三农工作座谈会中，算是最人微言轻的，但也是说话最直白、最没有任何顾忌的。当我把农村形势之所以很严峻，导致三农问题越来越恶化这个涉及方针路线的重大问题和盘托出的时候，中央领导表态是非常积极的，当时总书记说：“我会负责任的把你反映的问题提交到政治局讨论”。后来中央全面接受了我们自九十年代以来一向强调的三农问题的概念，这是三农问题作为国家战略重中之重的背景。

原来在90年代初，有差不多十年左右的时间，一直是按照西方的农业政策思想去强调农业问题。我们强调三农问题和有关部门强调农业问题，显然是不同的方向，或者说是不同的方针。我们对九十年代农业政策的批评，主要是“眼中有数，心中无人”。即使很被动地接受三农问题这个说法，但在他们那里还是坚持把农业排在第一位，农民排在最后。

第一位的应该是农民，中国长期以来能够真正体现社会进步的，主要是在农民组织化发展上。因为，农民是中国的原住民，是中国人民的最大多数。农民的生产生活和自然生态结合得非常紧密，农民的文化体现的是一种多样性的原则。因此，强调农民在三农中的第一位，不仅是因为要心中有人，要以人为本，而且更重要的是要传发扬靠农民传承的这种农业文明。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不同，和过去只讲农业生产、孤立地讲农业政策概念有很大的不同。

第二是农村，其实是讲农村的可持续，反对那种“消灭农村”的极端化主张。如果没有农村作为载体，我们今天所说的一切，无论是农业经济、农业生产，还是农民作为文化传承的主体，恐怕客观上都不能存在。

温铁军担任主编的《中国改革》（农村版）创刊号（2002年），该杂志成为新世纪乡村建设的发轫平台与宣传阵地。

所以这三位本来是一体的，我们应该知道三点支撑是最稳定的，只要强调三位一体的三农可持续，才有农业的可持续。

从2001年开始，中央接受了三农问题，并且将新农村建设作为2005年中共十六大以后的重要国家战略提出。这是一个重大的历史性转折，我们抓住了这个重大的历史性转折，就开始恢复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之初起步的乡村建设，或者说乡村复兴。

“村落主义”是1894年甲午国耻之后张謇下乡搞南通试验区的时候提出的；而乡村建设的概念，则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民国知识分子下乡所提出的。这个概念有一个很大的国际背景，在英文上就被翻译成 rural reconstruction，就叫乡村或农村重建。后来到国民党退出大陆到了台湾，在台湾用的是农村复兴这个概念，并且成立了农村复兴委员会的官方机构。

我们在2001年重启乡村建设的时候，曾经考虑过不叫乡村重建、乡村复兴、乡村建设这些老的概念，应该叫做乡村文明的复兴，但是为了维持百年的传承，我们想还是维持乡村建设吧。为了和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有所区别，又叫做新乡村建设。

《中国改革》总编辑温铁军在杂志社接待上访农民（2002年）

当代的大学生青年志愿者下乡支农之所以兴起于2001年，正是因为当时中央已经接受了三农问题的概念，但各地和部门仍跟不上；虽然社会上反应很大！农民问题、农村问题和农业问题开始引起社会的重视。借此，我们发动年轻人到农村中去和农民直接结合，来了解三农、服务三农，这就变成了一个社会上人民认可的趋势。如果只是少数几个知识分子发出批判，和少数有一定觉悟的青年人响应，那这种是少数人做的，显然是个小众的事情；一旦和21世纪之初，整个全国认同三农这个形势结合起来，就变成一个比较大的、有持续性的一种社会运动。

这是个乡建运动在21世纪之初得以复兴大的背景。

那么，从2001年开始重启乡村建设，到现在2015年有十四年了，这个过程中有一个重要的脉络，或者说一个很主要的内容，就是已经有很多青年志愿者下乡到农村去，参与农村的支农调研活动，并被社会上称为“新上山下乡运动”。在这个过程中，培养出的骨干慢慢形成了一种鼓励年青人下乡到农村去锻炼自己成才的农村优秀人才培养计划，其实就是想把哪些不仅是有心，而且是有为的年青人，把他们培养成才。一般按照西方模式搞的那些高校是不可能开展这种人才培养的。

第一期中国乡村建设培训班开学典礼，组织者（右：刘老石、中：邱建生）与农民合影（2003年1月，北京）。

2、青年知识分子下乡的使命

2001年恢复新乡村建设以来，其中与上个世纪前辈们类似的一项重要的工作是发动农民，让农民组织起来才有谈判地位、有谈判能力，才有形成社会契约的条件。如果没有农民的组织，就没有集合谈判；如果农民不能组织起来，那么高度分散的农民就不可能集中表达自己的利益；如果农民不能集中表达自己的利益，那么社会上的任何主体下乡与分散农民签的合同，几乎不能得到有效执行，这个社会契约关系就建立不起来。所谓的市场经济是以契约关系为基础的，是个信用经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是个信用社会，所有这些说法，只要农民分散，就都不可能成立。

2003年寒假在北京师范大学举办的第一届全国大学生支农调研培训班（前排左二：刘老石，左九：邱建生，三排右九：温铁军）。

在这种情况下，新乡村建设的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内容，是去农村基层帮助农民形成组织，乡建发起的这些个农民组织当时是以合作社作为主要形式。这个过程大大早于国家的合作社立法，其目的无外乎是给市场经济要求的契约关系，建立一个基本的组织基础。即使从这个主流的角度入手，我们当然也要去发动农民。

接着，问题就来了，谁去发动？

好在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我们就一直在组织大学生下乡。

我当时在农村政策部门工作，那时叫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我所在的联络组的一个重要工作任务，就是要发动成千上万的知识分子，特别是青年学生，组织他们到农村去跟农民结合。一方面开展农村调查，了解情况；另外一方面，把青年人的热心和能力，用于帮助农民，多多少少地也能促进农村的发展。

80年代以来，中央在农村政策领域中的一个重要工作，就是组织千千万万的知识分子下到农村去支农。当时我的领导、后来也是我博士论文的导师杜润生，是中央财经工作领导小组的成员，也是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的主任，那时已经七十多岁了，作为一个老人，或者说一个革命老前辈，他就对我们说过：“你们的重要任务，就是要发动成千上万的知识分子到农村去，如果这件事情做成了，真的有成千上万的知识分子、青年学生下到农村去了，这就是最大的成绩”。在杜老心中，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他是一直鼓励我们去做这项工作的。所以80年代的农村政策还是相对比较有效的，也受农民欢迎，那时候的一号文件比现在的一号文件显得更受农民欢迎的原因之一，在于当时组织了成千上万的青年学生下乡调研体察民情。

90年代就不同了，当按照西方的模式只讲农业问题以来，对农民权益、对农村发展问题似乎都忽略了。由此，这个时候鼓励青年学生下乡的中央精神，似乎也就淡化了。直到新世纪中央重新强调三农问题以来，才有我们再度发起青年学生下乡支农活动；随之也有国务院领导以批示或写信的形式，鼓励青年学生下乡。

这个时候再想要发动农民形成组织来建立合作社，来提高农民谈判地位，来稳定这个社会契约关系，来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奠定经济社会基础，就有个谁来帮助农民形成组织问题。那我们当然就是培训大学生下乡，继续80年代农村政策部门的优良传统，动员成千上万的青年学生到农村去，那就变成了三农问题的题中之义。

可见，配合着发动农民组织，必然有发动青年学生下乡。

支农下乡，第八届夏雨雨人夏令营2016

3、被主流挤压的支农下乡

早些时候高校内部的两极分化还不是那么严重，确实有相当多的农村来的孩子，知道自己家乡的父老乡亲是弱势群体，农业是弱势产业，农村正在衰败，所以大家不甘心，在高校很多青年学生就自发组织支农社团。正好也有了中央接受三农问题作为重大战略的历史转变，同时我们的新乡村建设又是以发动农民为主，自然就会产生动员成千上万的青年学生，在高校组织支农社团，然后开展下乡去的活动。

这两者是新乡村建设的两个重要的抓手，一个是抓农民组织建设，一个是抓学生社团支农下乡。这两者的紧密结合，就是在时代背景之下所形成的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新乡村建设的工作。

2000年我从农业部调到国务院体改办，担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杂志社的社长兼总编，我就利用是单位法人代表的身份，利用《中国改革》这个媒体的平台，来复兴历史上的乡村建设。当时关注三农问题，主要是农民组织和青年下乡这两块工作，并且当时就在杂志社建立了一个支农调研的小组织，吸引了很多各地有志于乡村建设事业的中青年知识分子。其中天津科技大学来了一个教师，叫刘相波，他比较多的在从事大学生支农社团的建设，帮助学生下乡开展支农调研活动；另外一个跟他配合的比较紧密的叫邱建生，主要是在农村发动农民参加社区大学、组织合作社，他们就成了杂志社这两方面的实际负责人。要继承民国年间梁漱溟、晏阳初、卢作孚这些前辈们，后来刘相波就发展出了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邱建生就发展出了晏阳初平民教育思想研究会。

客观的说，我们的工作与当时主流所推进的市场化改革是相悖的。所谓经济体制改革，市场化本身规律性地造成贫富差别拉大，市场化改革也就带有一种因主张市场经济而必然发生市场失灵现象。市场经济在什么上失灵呢？在扶助弱势群体上失灵，市场只制造贫富分化，却不可能缓解贫富分化。所以市场失灵在什么问题上最严重呢？恰恰就是在贫富两极分化上最严重。那么贫富分化在中国客观的改革过程中，又主要表现为城乡对立的二元结构，贫富分化也就主要是城乡的两极分化。当时我借托尔斯泰的话说：“幸福的城市都是一样的，不幸的农村各有各的不幸”。把托尔斯泰的话搬过来描述城乡二元结构，其实很恰当。

大量的资本集中在城市，因资本集中在城市产生资本溢出效应，而使得城市收入相对比较高。而农村是三要素流出，无论是资金、土地，还是劳动力，这三个基本要素都长期大规模流出农村，导致农村是一个似乎被历史遗忘了的角落。任何领域，只要三要素长期流出，一定是衰败的。所以，忽视三农而只强调农业问题当然会出现农民的贫困化，农村严重衰败，农业也就成了弱势产业了。

这是个客观情况，恰恰又是市场化造成的。因此，在主管我们的国务院体改办主张市场化改革的是主流，就不认可我们强调三农，因为如果多强调三农，就会减缓资本向城市、向产业集中的过程，那发展的速度就会受到影响。于是，以发展是硬道理的主流的改革理论和改革政策，一般都不太认同我们强调三农。这样使得我在杂志社主张转向关注三农，就跟当时主张市场化改革的主流之间，就有了一定的差别，这个差别慢慢就演变成了一种矛盾，最终的结果是我因为不符合主流，就不能再在这个主流的体系中工作了。

行走在田间地头的大学生支农队。自2000年以来，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与全国240余个支农类社团保持紧密联系与合作，十年来培训指导过的学生社团超过300家，涉及全国200余所高校。

此外，那时候全国的媒体也都在市场化改革，强调自负盈亏，还得向主管单位上缴“管理费”；这种官办杂志社完全没有国家经费，全都要靠自己做媒体来挣钱养活自己。那么，怎样才能得到那些企业老板给广告、或者给投资呢？如果不是为企业家去鼓与呼，如果不站在资本一边，这个媒体就没有饭吃！那么，杂志社这一两百号人怎么养呢？所以，单位内部这些编辑记者们也不太愿意认同我们站在弱势群体一边去帮助农民。

我们乡建志愿者一开始就身无分文，拿什么去帮助农民呢？最初只能用杂志社的媒体资源，适当向弱势群体倾斜一点，对农村的贫弱和百姓疾苦做一些报导。不过，越这样反而越得罪老板，也得罪强力维稳的地方政府！当然啦，杂志社就拿不到广告，拿不到资助。

我在杂志社这么搞乡建的结果是，外部的主流给我们的压力很大；内部担心砸饭碗，担心收入提不上去。我虽然是法人代表有决策权，但也得考虑大家的利益和上级给的压力，这样，随着我离职，乡建也就从官方体制转出来了。

在杂志社从2001年到2004年，大概也就做了三年，乡建算是初步恢复起来了。此后我们自己就也感觉到作为弱势群体的困难重重。到2004年前后，我们乡建团队就不得不和杂志社追求利润的趋势渐行渐远，那就得离开。这样各单位没有依托了。当年还有这么一个办公场所，还有这个中央单位的名义，还能利用一点媒体资源，而一旦离开之后，就不能再使用官方资源了。

那，怎么办？幸好在这三年之间，我们已经在各地发育出来一大片学生社团，形成了几十个农民合作社，大学生作为青年志愿者下乡去跟农民的结合，也已经蔚然成风，这个趋势已经客观存在了，还得到了不同来源的项目；所以刘相波的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虽然被甩到了社会上，无外乎是调整了一种生存方式。那时我们在河北定县的翟城村成立了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邱建生的晏阳初平民教育研究会也扎根在那里了，主要是在村里工作。

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主要的工作是发动大学生参加培训和下乡支农，这块的影响相对就比较大，但由于那个时候没有经费租办公室，有那么半年到一年时间，有时连放个办公桌的地方都没有，几经周折，在北京郊区找到了一个可以待下来的地方，所以这件事情坚持下来实属不易。再后来逐渐有了一些资助单位，得到项目经费支持青年人长期扎到农村实践，也就是现在的农村人才培养计划，简称人才计划。这样，就把动员青年志愿者下乡的工作维持了下来。

可见，这在当时是非常很难能可贵的。我和刘相波都没想到后来演变成“新时代上山下乡运动”，还有了这么大的社会影响……

4、对制式教育的颠覆

动员青年知识分子下乡做志愿者，首先得考虑这些青年知识分子的知识结构本身，是否适合去跟农民紧密结合？这个不怪青年人、不怪学生、也不怪教师，而是归因于这一百年来的历史是一个追求工业化的历史。而在工业化的历史之中的教育，就得符合工业化的要求。

那么工业化的要求是什么？我老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可能都看过卓别林演的《摩登时代》吧？那个电影里就把卓别林这个活生生的人，生硬地按照机器流水线的要求，标准化地改变他作为人的动作，这个喜剧批评对人的扭曲，跟工业化时代配套的现代教育的内涵是一样的。

所谓现代教育，无外乎是要把人类从所谓人力资源转变成人力资本的工具。

首届全国大学生支农调研交流研讨会合影（2004年1月，北京）。截至2016年，北京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已举办23届全国大学生支农调研交流会，累计培训3500余名优秀青年骨干志愿者。

现代教育中一个重要的理论，说教育是个工具，是把人力资源转变成人力资本的工具。接着要问：变成人力资本要干什么？配合产业资本，为产业资本服务。所以，这个现代教育体系的真实内涵，就是把人的其他属性，社会属性、自然属性等，尽可能地弱化，只要加强符合产业资本的那个属性，那就是人力资本属性。

这种现代教育所训练的青年学生的知识结构，就根本不适合农村本身的多元化的社会存在，因为农村是十里不同风，农业是跟自然、资源、气候、地理等方方面面的条件紧密结合，农业的知识也主要是在地化的，千差万别的农业是很难被集中统一形成标准化知识体系的。所以参照美国学科搞农业类的制式化高等教育现在非常困难，青年人也很不愿意去上农业类学校，学的知识越标准化，就越无法把所学的知识拿到农村去用，因为农村是多样化的。

这个教与学对立的矛盾普遍存在，既不怪学生，也不怪学校，而怪这一百年追求工业化的主流客观上就是一个标准化的知识体系，搞的就是要把人变成人力资本的这样一个制式化教育。所以这个教育的客观结果就使得大学也好、中学也好，从小所学的都是一个标准的制式教材，甚至要全国统一教材。那好了，这是高山区的，这是黑土地的，这是红土地的，这是黄土地的，这是石灰岩地区的，那是海边的，那是林区、草原、湿地的……这些需要分散的适合在地化的知识生产，可现在的教育体系当然不可能包括在地化知识。

第五届全国农民合作组织论坛暨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十周年庆典合影（2015年，全国农业展览馆）。

由此可知，当我们把青年知识分子组织起来下乡的时候，他们就会发现自己的知识很难在乡土社会的实践中得到应用，这是第一个大问题。

第二个重大问题是，我们在90年代后期曾经出现过一次教育大跃进，被叫做教育产业化。主要是因为90年代后期生产过剩，经济衰退，大量的青年得不到就业机会，所以当时政府就让学校扩招，把失业的洪流像蓄洪区一样先蓄在高校里。要高校大规模扩招就得有好名义吧？那就把很多过去大专中专层次的院校，紧急提升为二本三本院校，这些不够大学本科条件的专科学院，都变成了大学。再同时鼓励民间投资办大学，而民办大学因追逐教育产业化所带来的利润，如雨后春笋般的遍地开花。但是，哪有那么多的师资？哪有那么多合格的教育力量啊？那就势必造成高等教育质量低劣条件下到处高收费，进而就是工农子女入学率下降、因学致贫，社会不公恶化……

在中国，我们有几千万在校大学生，一年就得毕业七八百万，世界最大规模的大学生总量，世界最大规模的毕业生总量……但，这对于很多学生而言就意味着毕业就失业，尤其是二三流学校。这些学校的学生，要想通过考研究生往好学校考才能改变自己和家庭的地位！但，对不起，好学校自我封闭，根本不接受一般学校的学生，所以高考才被叫“一考定终身”。这个所谓一考定终身的前提，就是必须按照官方那种制式教材，严格推行标准化教育，都得背出来，这就导致中国的学生总是会背的学生能考得上好学校。而越是有创新能力的就淘气一点，或者说越是思想独立一点的年青学生就越苦恼，就越考不过这类死记硬背的制式教育。这样就导致教育出现了极为严重的内生的排斥性，教育内部的两极分化，差的越差，好的越好。然而，真正到了尖子学校的未必都是好学生，靠死记硬背上来的一定是好学生吗？

同时高校教育在90年代开始，紧急照搬西方，特别是在高校兼职的领导人要求照搬美国原版教科书，连日本韩国欧盟都不照搬。可是，如果只照搬美国，我们的国情和美国一样吗？教育体系这种整体上的变化，已经广泛被社会诟病，甚至被国际社会诟病。

大家都说中国教育不出人才，为什么？这个教育不出人才的原因：第一，紧密配合工业化；搞了标准化知识的制式化教育。第二，经过教育扩招并校的大跃进、教育产业化以后形成恶性负债和高收费引发的非常复杂的乱象，至今没人把它清理出来。

这种情况下，学生带着这种制式化教育体系带给他的标准化知识体系，能下乡吗？下乡能够跟农民结合吗？所以，为什么梁漱溟乡建中心相对稳定了以后，就要搞农村人才培养计划，就是因为越来越多地感觉到，这些高学历的青年人其实既不适合农民、也不适合农村和农业。也就是说三农的客观需求，跟高等教育培养出来的人才体系之间，存在严重的矛盾。

这个事搞起来很有意思，很多企业家跟我说：“温老师，通过这种方式培养出来的人才，有多少我们要多少”。这些年来，梁漱溟乡建中心培养出来近两百名人才计划的学员，几乎供不应求。为什么？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道理是颠覆性的：我们要求这些人下乡的时候，先把在高等学校所学的垃圾知识放一边，告诉他们：你脑袋上没有光环，别以为大学生怎么样，其实你满脑子垃圾，根本不是我们脚下这块热土所需要的、能够适应乡村生活的人！我们强调说，乡村这块热土所需要的是对大自然心存谦卑的人，大多数靠教科书知识的学生不是这种乡土人才，未必适应三农需求。而青年人一旦适应了三农的需求，今后干什么都行！只要没有任何身份地下乡，农民群里磨砺着待够一年，今后干什么还干不成呢？

从这个角度看，我们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这个农村优秀人才计划，实质上是针对现在这个教育产业化所形成的反社会的复杂局面、针对这个形式主义的制式教育体制的诸多弊病，恰恰是一个突破性的创新；相对现在这套完全西化的，以标准化知识、制式化灌输来服务于人力资本化的教育体制，是一种颠覆性的创新。今天的所谓万众创新，真正具有重大意义的就是颠覆性的创新。人才计划这些年培养出来的人才之所以被社会广泛需求，就在于这才是真正的教育创新。

总之，人才计划是跟实践结合、跟国情结合、跟农民结合的一种“一懂两爱”人才的教育方式。

5、去精英化的乡村建设

在两手空空的时候，出于事业需要往往得四方杂处，八面太极；但也深知“人怕出名猪怕壮”的道理。我从小是个安安静静的读书人，本来没打算做这么多事情，更不愿意突出个人。如果一个事业的成败系于某个人一身，这是很危险的趋势，那从治理理论的角度说，这个人必须开除，否则这个事业就很难可持续。从一开始就有非常明确的群体意识，几十年来之所以动员这么多青年学生下乡做三农工作，背后有一个很重要的思考，就是这不是哪个人的事情，是大众的事情！

最近我在一次演讲中说到，乡村建设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去精英化。我跟身边很多人讲，我们这一辈人历经了很多波折，甚至是苦难。只有不到5%的人奋斗出来了，有的考上大学、出国，有的成为企业家，还有的成为社会中的精英……但是，千万不要忘了我们身边的95%。大多数我同辈的知青，经历过一起上山下乡，一起搞群众运动，后来一起回城成为待业青年，最后一起下岗，现在成为低收入人群，这是95%。不能因为我们这代人之中5%奋斗出来了，就把周围95%的人忘了！宽泛地说，这个95%也包括大量在农村中没有出的来的人。

所以从我个人来说，要实现一个去精英化的社会实现，就是“没工夫叹息”，甚至没工夫琢磨，因为永远觉得跟不上身边的人，永远觉得学习不够，那就永远在奋斗着。

“过有意思生活 走理想之路”——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新青年公社海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