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18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博大精深，归根到底就一句话，为人类求解放。在马克思主义人类解放思想中，社会解放中的劳动解放站位举重若轻。马克思认为，人类要通过劳动获得解放，劳动不仅创造了人，而且人的本质力量只有在劳动中才能得以展现和实现。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对“劳动”的实践和探索又有哪些呢?
在五一劳动节和马克思诞辰之际，批判传播学公众号选取两篇关于“劳动”的文章，与读者分享。一篇以网络直播产业为研究对象，从受众商品论角度探究网络直播商品化的过程，以及在此逻辑下隐秘的数字劳动;另一篇则从中国社会主义初期乡村文化传播实践出发，回归劳动理论，以劳动为媒，探索社会主义语境下的整体性劳动关系。可以看出，两篇文章均扎根中国本土实践，力求对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相关议题进行反思和超越。在这个劳动者的节日和劳动者的国度，期待以此打开有关“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学”(transcultural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的更多探讨。
摘要结合中国社会主义初期乡村的历史实践，本文梳理了“合作性劳动”以及“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统一” 两种文化生产与传播的方式，提出了总体性的劳动观。本文认为至少在理论层面，回归劳动，将劳动作为媒介，或者传播方式，可以在脑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之间建立一种沟通机制。秉承总体性的劳动观，可以在社会主义语境下建立一种整体性的劳动关系，从而打破社会的分隔与僵化。
关键词劳动理论;乡村传播;总体性劳动观
作者 沙垚，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副研究员，北京100021
当代中国，不同生产方式的主体—偏向于体力劳动的主体与偏向脑力劳动的主体之间关系日益疏离，比如脑力劳动者常去的活动空间，如小资气息的咖啡馆，以“私房”冠名的茶舍、餐厅、小剧场，务工人员是不会去的，反之亦然。但是从工资收入上看，很大一部分所谓“白领”与务工人员是齐平的，甚至不少新闻认为，某些农民工收入高于脑力劳动者。因此，汪晖将进城务工人员称为“新工人”，将底层白领雇员称为“新穷人”，他认为正是在新媒体时代，新工人和新穷人两个群体之间却“难以产生真正的社会团结和政治互动，从而也无从通过团结或互动产生新的政治”[1]。吊诡的是，公交车、地铁，以及每年春节的返乡大潮中，这两类人却又常常是挤在一起的。换言之，当共同面对资本与权力的剥削和压迫，并同处于挤压型社会结构之中的时候，他们是否有可能重新联结?吴飞认为“传播研究应该直面的是人类因沟通不善而导致的苦难”[2]。同为劳动者的“新工人”与“新穷人”之间缺乏沟通机制更会导致社会结构的僵化，由此也必然带来苦难。
本文中的传播不是对象化的，不依赖于广播、电视、互联网而存在，而是一种联结或交流的方式。这里的劳动，既包括体力劳动，也包括脑力劳动，甚至包含传播本身。而本文研究目的便是以传播为方法，探讨在体力与脑力劳动之间建立联结的可能性。
自2006年起，我就在关中地区进行乡村文化传播实践的历史民族志研究，尤其关注20世纪50年代的民间传播形式。在一份《陕西省1956年至 1957年农村文化工作计划》的档案中，农村文化工作包括以农民为主要读者的图书室建设、图书报刊发行，以及农村电影放映队、业余剧团、自乐班、秧歌队、读报组、歌咏队、幻灯放映、广播室、文艺组等方面。[3]1950年代中期在关中大地普遍建立的农村俱乐部，俱乐部下设文艺宣传股、科技推广股、社会教育股等，其中，文艺宣传股负责诗歌、文学等创编工作，幻灯、广播、黑板报、读报组等宣传工作，以及农村业余剧团等文娱活动;社会教育股负责图书室、夜校、识字和讲座、培训、会议等教育工作;科技推广股负责与农业科学技术和农村医疗卫生有关的普及推广工作。[4]在从两个例子中，不仅可以看到一种综合性的传播方式，农村原来各种单一性的、分散的文化实践被动员和整合起来，服务于社会主义的宣传教育;而且可以看到一种总体性的劳动方式，劳动、娱乐和学习不是分离 的 ，是一体的，对于读报组的读报员、屋顶广播的广播员或是业余剧团的农民艺人来说，演出、读报是劳动，日常种地也是劳动;劳动可以用工分计 量 ，也可以无偿服务;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劳动的时间和空间，劳动者的价值观念和计量方式都统一于实践，呈现出总体性。
当传播政治经济学在全球资本主义的语境下，将“劳工抵抗”[5]作为关键词的时候，我们重返20世纪社会主义中国，会发现一个不一样的劳动与传播的图景。赵月枝将传播政治经济学与中国的乡村社会勾连起来，提出“跨学科理论与实践相融合的新型学术模式”[6]，同样，本文在研究框架上也尝试着将传播政治经济学与中国的 历史传播实践相结合，在中国社会主义初期的历史语境中，重新打开我们的学术想象，由此，也可以建立更为深入的马克思主义劳动理论与劳动实践的关联。
从改造知识分子到合作性劳动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认为， 人的本质属性是自由的劳动，......自由劳动的人是自己和被自己创造出来的世界的主人。但是，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真正的劳动者却只能生产劳动产品以及非人的劳动者，不再是自由的劳动者， 因此劳动被异化，人和社会关系也被异化。[7]换言之:“如果这个世界是劳动创造的，但是创造者却不能享受劳动的成果......那么，劳动的意义何在?”[8]因此，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中国社会主义道路就必须恢复劳动与世界之间的创造关系，改造异化的劳动关系。简言之，即承认劳动者的主体地位。自延安“改造二流子运动”[9]以来， 劳动便作为一种改造方式而存在，“不劳动不得食”，只有让那些“寄生虫”、“剥削者”真切体验到劳动过程的艰辛，以及劳动之后的获得感，他们才可能对劳动产生认同，尊重劳动者。不仅如此，“劳动”还被理解为“官员和群众的一个有效的联系中介(即不脱离群众)......被设想成为抑制官僚化或者特权化倾向的一个有效手段”。[10]
基于这样的逻辑和实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更进一步，将劳动上升为一种文化和美学。他说“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11]。这里蕴藏着深刻的新文化标准:“劳动者因为劳作而外表不整洁的形象获得颠覆性的正面意义”，劳动人民 “在获得文化权力的同时依然保持了劳动阶层的身份，而且正是凭借‘劳动’获得了文化权力”[12]。他们可以进入新政权成为干部，他们的劳动生活也可以变成文艺作品。由此，他们也获得了改造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的文化合法性。脑力劳动者的“知识”、“文化”、“价值”等都要经过劳动的改造和重建，才能符合马克思主义思想和社会主义新文化的要求，才能锻造新的人民文化。
劳动改造知识分子，是建国初期的主题。卢燕娟认为是通过两个步骤来完成的，第一步，“将他们所从事的工作命名为脑力劳动，使他们同样获得劳动者身份”;第二步，“让他们通过参加体力劳动改造自己的思想观念”[13]。1956年，时任陕西省委书记赵伯平批评那些不到农村、兵营，不 深入群众，不参加劳动，坐在小屋子里硬想挤出作品来的文艺工作者。[14]文化部党组的一份文件说得更为透彻，要求农村文化工作队下乡演出时要参加生产劳动，其目的有四，一是可以锻炼自己，二是可以密切和人民群众的关系，三是可以深入了解工农群众的生产生活，四是在劳动过程中可以和群众一起根据当时当地的材料创作短小形式的作品。[15]所以到1960年代初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现象:陕西省一批“送戏下乡”的工作队在陕南，一方面，作为文艺工作者，他们积极参加体力劳动，割草、挑水、送粪，演出时自己挑行李，不让老乡帮忙，自己搭舞台;[16]另一方面，他们与农民群众深入互动，了解农村的风俗习惯和先进事迹，加班加点排练成小节目，演给农民看。[17]这种体脑结合的工作路线赢得了农民群众的认可，老乡们像接待亲人一样接待文艺工作者，甚至有的老乡让他们住自己新婚的房子。[18]演出的效果很好，认为这些演出的节目“比开会、听报告还解决问题”。[19]
这是毛泽东所要求的劳动人民知识化，知识分子劳动化的生动实践。知识分子“创作情感和立场前所未有地接近劳动人民;劳动人民获得创作、鉴赏和批评文艺作品的能力和权力”[20]。这里 不仅包含着对知识分子的改造，还有一种“生产者共和论”(producer republican)[21]的意味，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之间呈现出一种休戚与共、彼此分享的社会意识。一方面，文艺工作者以和农民一起劳动的方式自我改造，从而改变了身上的知识精英和城市娇惯的习气，把和劳动群众打成一片作为社会主义的审美;另一方面，农民也接受了改造，他们开始对自己的日常生活、历史、情感、价值等进行了反思，找到了文化自信，而反思，是一种脑力劳动，也是一种文化主体性的表征。农民讲述自己的生产、生活、历史、风俗、情感、价值等，文艺工作者进行加工和改编，形成演出文本。这是一个知识分子和农民群众相互改造，共同劳动的过程，农村舞台上演的节目可以视为是文艺工作者和农民一起完成的“劳动成果”。吴飞将“合作性劳动”作为传播研究的 逻辑起点[22]，也就是这个意思。
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统一
孙晓忠在研究改造说书人时提出，延安新说书的空间已经转移到农人的炕头、集体耕作的田 头、集市庙会和交易生产资料的“骡马大会”......重要的是，在新说书活动中，农村的娱乐、生产劳动、现实生活统一起来了。[23]要确保社会主义文化的一整套构想能够“落实和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去，寻找到自身在日常生活中的存在形 式”。[24]这里面除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资源之外，还需调动传统的观念和生活方式，在农村的很多场合，“很难想象存在一种劳动与休息的截然区分......因为他的‘劳动’中就包含了他全部的伦理生活，而不是一种纯粹的经济行为”[25]。比如剥玉米，很多妇女坐在一起，手里在劳动，嘴上在聊天，劳动是一种生活方式，嵌入在人的整体生活世界之中。
这在建国初期的乡村文化传播实践中十分常见。比如人民公社时期，农民艺人潘京乐一边在生产队劳动，一边在劳动间歇吹拉弹唱、说快板、 唱碗碗腔，帮助其他农民消解劳动的疲劳，他自己也获得了表达的快乐和满足，半个世纪之后回忆往事，他对一位摄影师说:“ 那段时间是我一辈子中最畅快的。”[26]春节期间的文艺活动，华县皮影艺人刘华回忆:“排练大戏《游龟山》、《四贤车》、《铡美案》，多得很，是(19)56、57年的时候，都是年轻人，躲在窑洞里排的。《游龟山》，我演的是一个花花公子。”1皮影艺人刘正娃回忆:“那个时候(1962年)，我们成天排戏，夜里常常弄到一两点，有意思得很，早上还早早的就起来了。”2
在这里，戏曲的内容生产、程式设计是一种脑力劳动，但演出和传播的行为却是体力的，尤其是其传播者以及观众都是农民，是以体力劳动为主要方式的人群。如果说文艺工作者和农民联手创作表演是一种合作性劳动，那么这里以农民为主体的传播行为则是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在同一群体身上的实践统一。这种“统一”来自于意义召唤，诚如傅瑾所说:“将艺人们从那种只知道通过演戏挣钱度日的‘麻木’状态中‘唤醒’，让他们感觉到在新社会所肩负着的无比光荣的责任。”[27]藉此，农民在实践中逐渐意识到自己是农村社会和文化的主体。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劳动人民才有可能“用他自己熟悉的方法把自己的劳动变成了舞蹈”[28]，变成艺术，进行传播。
再比如农村读报组。受到召唤之后的农村识字青年认识到“读报工作是一项光荣任务，能够任劳任怨、不计报酬，踏实负责的工作”[29]。以长安 县东祝村为例，读报员每周集中读报一次，平时结合下地生产，把报带到田间，利用休息时间阅读，并由社文教委员负责监督检查;该村还有屋顶广 播和黑板报小组，分别由4个青年负责，他们白天从事生产劳动，晚上通过广播或黑板报的传播时事政治和生产情况，偶尔也讲一讲生产生活趣闻。[30]这种业余性或者说是体脑相结合的活动，一方面丰富了村民的文化生活;另一方面也起到了政治宣传的作用。读报、广播本是一种知识文化活动， 但为了解决“订报费”的问题，农村识字青年常常采用体力劳动的方式，或者去开垦荒地，或者搞副业，将所得粮食或利润，拿来订报。[31]在他们身上， 可以看到劳动统一和文化自觉。
虽然自19世纪起，有关知识劳动与体力劳动 相统一的讨论从未停息。比如葛兰西著名的言论 “任何的体能工作，即便是最为低等也最为机械式的工作中，都存在最低限度的......创造性的知识活动”[32]。席勒综述文献时提出，在葛兰西有此认识之前45年，机械工休伯特(Baptist Hubert) 就提出“没有人可以弃置自己的身体于不顾。他的身体必然与他的脑袋共进共出”。休伯特发表此番言论的背景与意图在于将“知识人”惯有的敌意中性化，因为他们常常对非技术劳动者表示轻蔑。[33]但是，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在实践中却是分野越来越大，一方面知识分子成为专门的职业，知识的专业性得到越来越多的强调，比如新闻专业主义;另一方面，体力劳动重新沦为社会底层，成为贫穷和愚昧的代名词，比如被媒介污名化的农民工。葛兰西等人的想象被称为“劳动的乌托邦”。脑体不能分离，这在物理事实与哲学逻辑上都是一个显而易见的结论。但是，为什么在社会和历史的实践中，两者却很难统一，甚至渐行渐远，并且还在这种异化的基础上建立了现代社会的种种结构?带这个问题去重新看待中国社会主义初期的乡村文化传播实践中两种劳动的统一显得意味深长，是什么样的机制和文化环境让其成为可能，或许对今天处理数字时代的社会分隔与异化有着某种启发意义。
三、总体性的劳动观
回到马克思，“工人在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因此，工人只有在劳动之外才感到自在，而在劳动中则感到不自 在”[34]。因此，马克思将这种劳动称为异化的劳动， 劳动本身不能产生快乐，仅仅被作为实现劳动之外的其他目的的一种手段。其后果是，人们会像“逃避瘟疫”一样逃避劳动，相反，人们会像拥抱亲人一样拥抱劳动之余的消费。威廉斯在《乡村与城市》一书中转引了乔 治·吉辛的《新世界》:“现在是人们工作结束的时间。克拉肯韦尔的大路小道上挤满了从一天的苦工中暂时解放出来的人们，男女老少都有。他们从工厂和作坊里涌出，急切地想要最大程度地利用好这几个小时，因为只有在这段时间之内他们才是为自己而活的。......大部分人已经离开往各自的牲口棚里走了。”[35]这里所谓“为自己而活”，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去酒馆等娱乐场所消费。
这是一种讽刺，也是一种反思，直到当代依然有着某种现实意义。在这里劳动、工作是毫无意义，只有下班之后的生活才有意义。如果劳动的过程是艰苦的、强制的、被剥削的，是不快乐的; 而劳动之后的消费，是快乐的、放松的、自由的。那么，劳动者必然会抵抗劳动，以及由劳动建立 起来的一整套实践制度。而消费成为劳动的目的，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自然也就贯穿其中。这时候，劳动不仅没有了改造作用，也不会成为一种生活方式，甚至连合法性都没有了。这里反思与否定的不是劳动本身，而是异化的劳动。
对此，威廉斯提出:“总体性的概念......作为一种批判武器，用以对抗日益占主导地位的资本主义经济活动。”[36]这里的以经济活动建构社会秩序和人类价值的方式是工资关系(或雇佣关系)， 即用工资作为尺度来衡量一切劳动的价值。从 马克思对异化劳动的批判出发，便是要寻找一种超越雇佣关系的劳动联结方式。丹·席勒认为，威廉斯的“总体性”的概念具有启发性，他认为工资关系只是劳动体系的一种存在方式，而劳动体系是与资本主义并存的范畴，工资关系不能决定整个劳动体系，也不具有任何先验性、优先性和普遍性，因为同时还存在许多其他的关系类型，比如家务劳动、农民生产、手工作坊等，这些所有的劳动类型共同决定了劳动体系。[37]简言之，要超越异化的资本主义的劳动关系，就必需要强调总体性的劳动观，只有这样，才能把“经济关系的重要性边缘化”[38]。汤普森也认可这种总体性的逻辑，他认为虽然现在资本主义的逻辑主导了全部的社会活动，但是这些社会活动内在的整体性，也会反过来对资本主义的发展构成决定的压力。[39]席勒进一步认为，“一个包容、整合的劳动概念可指向一个更有希望的方向”[40]。
回看建国初期乡村的文化传播实践，全世界都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道路上狂飙猛进，但中国乡村却独辟蹊径，建立了一种中国特色的总体性的劳动关系，实现了知识分子和劳动人民、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统一。“上午打猎，下午捕鱼， 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41]在马克思看来，没有被异化的劳动，应该是可以在同一个人身上、在同一天的时间内实现打猎、捕鱼和从事批判的统一，换言之，即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统一。比如上文提到的农村业余剧团的艺人、农村读报组的读报员等，很难说他们是农民还是知识分子，因为其身份是多重的、合而为一的。
四、结语
由于没有处理好知识分子与劳动人民、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关系，知识分子一方面以“启蒙者”自居，另一方面他们“又被告知应该依附无产阶级的纲领，应该甘愿以无产阶级的跟班，而不是无产阶级的真正主角与阐述人自居”，于是他们陷入“几乎近于精神分裂的状态”而“茫然失所”。[42]但是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中，我们却看到了两种统一，统一于一种总体性的劳动， 以及由此带来的蒸蒸日上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时代气象。爱劳动成为人民一种新的道德观念乃至美德。劳动离不开人民，劳动可以确保人民的主体地位，而人民又是劳动的道德来源。[43]曾经的劳动，以及依托劳动建立的社会制度是整体性的，整个社会、各个阶层都有所参与，而不是数字时代劳工们通过各种媒介方式进行的“另类”(alternative)的权益表达与社会运动。虽然最终中国的劳动关系也还是不可避免的走向了一条精确化计量的道路，但是“假如我们不是站在历史的尽头，把它当作一个完成时来 看待，而是回到历史的起点，将其视为一个有待展开的过程”[44]。那么，总结20世纪的经验，重新分析在实践过程中出现过的劳动的各种呈现形式与表征，有没有可能得到更多的启示，进而发现一种超越工资关系的更为美好的社会生产关系的可能性，这是一个值得进一步探索的问题。至少，在理论层面，回归劳动，将劳动作为媒介，或者传播方式，可以在脑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之间建立一种沟通机制。秉承总体性的劳动观，可以在社会主义语境下建立一种整体性的劳动关系，从而打破社会的分隔与僵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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