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向何处去：《伟大的历程—中国农村改革起步实录》

中国向何处去：《伟大的历程——中国农村改革起步实录》序

《伟大的历程——中国农村改革起步实录》，作者：吴象，浙江人民出版社2019年11月版

序一

吴象同志是我十分敬重的领导和师长。我们是隔代人，他比我年长28岁，又是我20世纪80年代在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工作时的领导。今年是中国农村改革40周年，浙江人民出版社拟将17年前出版过的吴象同志的著作《中国农村改革实录》重新命名为《伟大的历程——中国农村改革起步实录》后再次出版。纪念农村改革40年，根本目的是为了进一步推进农村的改革和发展，但要实现此目的，显然就需要了解农村改革的缘起和历程，而吴象同志的这一著作，恰恰就极为有助于人们深入了解那一段历史，因此我非常赞同此书的再次出版。吴象同志要我为此作序，这使我深感惶恐，因为他是我的长辈和领导啊！但吴象同志很坚持，说否则就由我推荐合适的人来写。吴象同志今年就将97岁，与他年龄相仿、共同经历过农村改革初期那段激情岁月，现在还能为他的著作写序的老同志确实已不太好找。因此我想，这也许就是吴象同志给我出的一道考题：看看我们这些当年跟着他们投身改革大潮的“小青年”，能否把他们的思想、情怀理解好、传承好？如此想来，就又感觉到这似乎是一种无可推脱的责任。为此，我就恭敬不如从命，写一点读该书的感受和体会吧。

我觉得此书有几个很鲜明的特点。

第一，紧扣时代脉搏，把农村改革之所以能够率先突破，放在“中国向何处去”的大背景下来审视。1976年那个金色的10月，“四人帮”被粉碎、“文化大革命”终于被终结。但随之而来的却是两年的徘徊，因为要坚持“两个凡是”，于是就难以对“文化大革命”进行彻底的否定，也难以找到一条使中国切实走向现代化的道路。那两年的徘徊，表面看似乎形成了沉闷的局面，但人们的思想却在剧烈地冲撞和激荡，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以中国当时所面临的困境，仅仅对“文化大革命”进行拨乱反正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对计划经济的体制和形成这一体制的思想和观念进行深刻的反思。于是，在这种沉闷之中，正孕育着一场深刻的思想革命，而其迸发的标志，就是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发表的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正如吴象同志在书中所说的，文章引起了特别巨大的反响，并逐渐发展为一场声势磅礴的思想解放运动，为不久后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了思想准备，吹响了改革开放的冲锋号。在当年年底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原则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明确了从1979年起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由此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大幕。不难想象，没有这样一场声势浩大的思想解放运动，没有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的转移，就不可能有农村改革的率先突破和首战告捷。因此，了解1978年前后中国发生的那一伟大的历史性转折，是了解农村改革之所以在那一刻必然会发生的钥匙。

第二，以农民为主体，以翔实的史料和鲜活的实例来说明，农村发生的改革是亿万农民期盼已久的夙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村土地改革运动，彻底废除了在中国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土地所有制，使约3亿无地少地的贫苦农民无偿分得了约7亿亩土地，实现了中国农民“耕者有其田”的愿望。此后，中国农村的经济体制，快速地进入了发展农业生产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和人民公社的时期。广大农民出于对党的高度信赖和对社会主义制度的美好憧憬，放弃了“土改”时获得的私有土地，加入了土地集体所有的高级社和人民公社。但是，在集体土地只能由集体实行统一经营这样一种僵化的体制下，人们付出的劳动无法得到准确的计量，因而也就不可能真正实行按劳分配，于是就形成了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分配上严重的平均主义和“大锅饭”的体制。农民对于这样一种违背农业规律的经营体制很快就进行了抵制，这就是要求实行包产到户。吴象同志在书中介绍，“包产到户”一词最早出现在《人民日报》1956年关于四川江津和安徽芜湖的一篇报道中。从时间节点来看，那正是农村经济从初级社向高级社的过渡时期，而农民出于对农业生产特点的深刻了解，已经本能地意识到，不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生产责任落实到户，就不可能真正做到奖勤罚懒、按劳分配、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就不可能切实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因此，农民在土地刚刚实行集体所有制的1956年就提出了实行包产到户的要求。这个要求并不是恢复土地私有制，并不会解散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它只是要求改变集体土地单一、僵化的经营体制，以寻找集体土地更为有效的经营形式。但在此后的20多年时间里，围绕着包产到户，出现了一次次激烈的争辩和严厉的压制。但是，农民坚信农业的规律和特点，只要有机会，他们就要实行包产到户。吴象同志的著作，真切地反映了农民的这种执着和韧性，这种执着和韧性使得他们成为改革的最早实践者。土地还是集体的土地，只是由农民的家庭来经营，但却极大地调动了亿万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的社会生产力，这其中的奥秘就在于“承包”二字。承包制是一场深刻的产权制度变革，它将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权与农户的承包经营权实行了“两权分离”，既维护了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的基本制度，又赋予了农民家庭充分的经营自主权。由此，“承包制”不仅风靡农村，而且成了突破公有制经济改革困境的一大重要途径，并由此引出了令人惊叹的无穷无尽的后续变化。吴象同志在他的著作中，运用了翔实的史料和鲜活的实例，证明了农民是以何等的勇气和坚韧的毅力成了中国改革的先锋，证明了农民才是农村改革真正的主体和主角。

第三，揭示了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恢复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提出正确处理与农民关系的准则，对促进农村改革所起到的关键作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农村政策，损害农民利益之处主要在于三大方面，一是农村集体经济的组织形式变化太快、管理过于集中、形式过于单一，导致农民丧失了经营自主权，集体组织中严重的平均主义、“大锅饭”体制则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二是对粮食等主要农产品实行由国家定价的统一收购制度，价格定得过低，给农民留的粮食过少，导致相当数量的农民长期未能解决温饱问题；三是人民公社实行政社合一的严密行政管理体制，使得农民难以享有参与民主政治的权利。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原则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中，实事求是地分析和总结了历史教训，坦承“从我国农业现状看，农业生产力水平很低，农民生活很苦，扩大再生产的能力很薄弱，社会主义农业经济的优越性还远远没有发挥出来”。正是基于这样的深刻反省，才不仅出台了一系列让农民休养生息、用经济杠杆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的重大政策，更是从正确处理与农民关系的高度，总结出了党和政府必须遵循的基本准则，这就是：“在经济上充分关心他们的物质利益，在政治上切实保障他们的民主权利。”吴象同志在他的著作中揭示的改革初期关于“双包到户”到底姓“社”还是姓“资”的激烈争辩，说到底，其实就是要不要保障农民物质利益、尊重农民民主权利的问题。由此可见，明确并坚持正确处理党和政府与农民关系的基本准则，是保障农村改革发展的关键所在。

第四，深入分析了中国农村改革的自身逻辑和必然规律，阐明了农村改革不断深化和拓展的必然性。中国农村的改革，必然要符合中国的基本国情和发展阶段的基本特征，也必然会循着经济社会发展的自身逻辑和必然规律而不断深化和拓展。40年来农村改革的实践证明，一旦赋予了农民经营自主权，改革的逻辑就必然会在两方面不断突破计划经济的体制：一是形成以公有制为基础、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繁荣局面，二是形成商品自主流通、要素自由组合的活跃氛围。吴象同志的这本著作，虽然脱稿于20世纪末，但他已经敏锐地察觉到农村改革深化与拓展的必然性。他从农村家庭承包经营写到了粮食流通体制改革，从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写到了汹涌澎湃的民工潮，从突破城乡二元结构写到了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这实际上说明，改革有它自身的逻辑和必然的规律，而它背后的强大推动力，就是亿万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是不可抗拒的时代洪流。因此，认识改革深化与拓展的自身逻辑和必然规律，才能使改革朝着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不断奋进。

本书还有一个不得不说的特点，那就是作者吴象同志是书中所写的那个改革阶段的亲历者，这就使本书具有了重要的史料价值，它对于希望了解中国农村改革史的人而言，将是一部值得珍藏的著作。

农村改革40年所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正如10年前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所指出的那样：“农村改革发展的伟大实践，极大调动了亿万农民积极性，极大解放和发展了农村社会生产力，极大改善了广大农民物质文化生活。更为重要的是，农村改革发展的伟大实践，为建立和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行了创造性探索，为实现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的历史性跨越、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作出了巨大贡献，为战胜各种困难和风险、保持社会大局稳定奠定了坚实基础，为成功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积累了宝贵经验。”

但中国农业、农村、农民的现状表明，农村改革仍然任重道远，因此党的十九大才提出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实现乡村振兴的总目标是要使乡村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因此，要重塑城乡关系，走城乡融合之路；要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走共同富裕之路；要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走质量兴农之路；要坚持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走乡村绿色发展之路；要传承发展提升农耕文明，走乡村文化振兴之路；要创新乡村治理体系，走乡村善治之路；要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走中国特色减贫之路。归根到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就必须在经济社会发展的整体布局中，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方针，只有这样，才能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夯实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深厚基础。

陈锡文

2018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