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署光：乡村振兴战略中的三位一体合作模式及其挑战

乡村振兴战略中的三位一体合作模式及其挑战：瑞安故事

王曙光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100871）

（本文节选自作者2018年6月8日为浙江仙居党政干部研讨班所作的演讲）

瑞安这个地方，是一个历史文化比较丰厚的地方。它是永嘉学派主要的发祥地，宋代的叶适先生，他的故居就在瑞安。所以瑞安被称为“理学名邦”、“东南小邹鲁”，就因为叶适开创了重要的儒家功利主义学派。另外，瑞安也是温州模式的代表之一，在这里诞生出一批重要的企业，上市公司大概有70家，确实是非常惊人的，超亿元企业有158家。瑞安的最大的亮点在于，它是习总书记在浙江任省委书记的时候所倡导“三位一体”模式的主要发源地，总书记对“三位一体”（即生产合作、信用合作、供销合作）的瑞安经验给予了充分肯定。现在“三位一体”已经成为国家战略，在全国推广。瑞安乃至整个浙江，率先进行了合作社的地方立法工作，推动了全国性立法的进程，因此瑞安在我国新型农村合作经济的发展史上，占据着特殊的地位。

瑞安的“三位一体”模式，其根源是基于对我国农村经营体制的统分之争。我们在改革开放的前三十年比较强调“分”，强调以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分田单干来激发农民的积极性，这个政策的效果在改革开放初期比较明显，激发了中国农业比较迅猛的增长。但是中央一直强调我们的农业经营体制是“统分结合、双层经营”，而不是单向的“分”的思路。这些年来，我们越来越认识到，分散的个体农民是很难成为一个具有市场竞争力和风险控制能力的经营主体的。所以今天在“统”和“分”的问题上，我们可能更多的要强调“统”的一面，当然还是在基本保持农村联产承包制的稳定基础之上来促进“统”，促使农民在自愿的基础上走向联合和组织化。近年来，农村“分”的弊端越来越严重，“分”的红利消失殆尽，“统”的必要性就显现出来了。为什么这几年大家都说要发展集体经济、合作经济，为什么中央提出要支持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我想是因为时代变化，时势变化了，从分到统的变化是大势所趋。分散的农民个体没办法对付这个庞大的瞬息万变的农业市场，你那个仙居杨梅再好，假定农民一个个去出售的话，杨梅也只能烂在树上，农民一点办法也没有。农民只能只能靠合作，依靠集体经济，依靠各种形式的联合（包括与企业的各种联合），才能把产品优势转化为商品优势，才能驾驭市场。咱们仙居这十几万亩的杨梅，实际上背后就是一个大合作体，如果没有这种大合作体，那么农民就难以获得仙居杨梅的市场价值。很多地方农业破产就是因为丰收了而破产的，不是因为天灾减产而破产的，某些地方圣女果一种几千亩上万亩，农民分散经营，结果卖不出去，几百个农户就破产掉了。瑞安的三位一体模式的开启，实际上就是呼应了这个农民想走向组织化的潮流。当时总书记在浙江任上，我认为他还是有深谋远虑的，有前瞻性的，他把“三位一体”的新型农民合作模式当做一个重要的事情来抓，我认为是有战略眼光的，他对中国农村的前景有他的特殊的观察和洞见。瑞安“三位一体”作为农民合作的新形式和实现农民合作的新路径为统分结合的农村合作经济发展提供了一套解决方案。

我们先看看关于三位一体的比较主流的解释。所谓“三位一体”，指的是以综合性农民合作组织为基本构成单位，通过横向联合和纵向整合，实现农户家庭经营可持续发展的合作组织体系。它并没有打破农民分田到户的家庭经营模式，但是它在这个基础之上，实现了农户之间的联合。首先是建立农户为主体的基层综合性的农业合作组织。这里面主要是农村各种农业专业合作社，集专业合作、流通合作、金融合作为一体，是三种合作功能的“三位一体”。其次，为了使基层农业合作组织的专业合作、流通（供销）合作和金融合作三种合作功能真正实现一体化，就要在基层、地方乃至中央层面上整合和改造现有的专业合作社、供销社和农村信用社等三类合作组织，整合资源、互联互通，针对基层农业合作组织的合作需求展开服务。在基层，要推动专业合作社、供销社和农村信用社融入基层农业合作组织。即通过三类合作组织的“三位一体”实现三种合作功能的“三位一体”。最后，通过联合和整合，将全国、地方（行业）和基层三个层次的农民合作体系在纵向上实现一体化，实现三级合作体系的“三位一体”。建立纵向体系的功能，主要放大融资服务的规模和深度，增强合作体系进行技术推广的能力和效率，提高农民合作组织在城乡之间、国内和国外之间农产品和涉农服务贸易中的价格谈判能力。以上是大家在主流媒体上可以看到的解释，不过要真正实现这个三位一体，不是那么容易的。

这个“三位一体”，实际上当然不是一个新提法。中国在上个世纪50年代末期到80年代初期就是一种三位一体的模式，就是供销社、农村信用社跟人民公社的“三位一体”，瑞安在一个新的时代赋予了“三位一体”以新的内涵。当然，我们都非常清楚，在十几年前，瑞安在推广“三位一体”过程当中遇到了绝大的困难，遭遇了非常多的障碍，其中的关键在于体制机制方面的问题。因为今天已经没有任何一个机构可以整合农民信用合作、生产合作和供销合作这三个东西，地方政府也整合不了，在中央层面的顶层设计中也没有相应的机制可以整合这三个东西。这是目前我们遭遇的困境。现在，在推进三位一体的过程中，农业部（负责全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监管）、中华全国供销总社（全国供销系统的管理者）、农村信用合作系统（商业化之后改为农村商业银行系统，受到银保监会的统一监管，同时银保监会还监管一部分农村的新型农民资金互助组织）这几个主体彼此没有任何隶属关系，很难达成任何协作性的行动。在基层，比如在县域，农民专业合作社、供销社、农村商业银行、农民资金互助组织等，他们都各行其是，彼此不搭界，很难达成合作，更没有任何一个政府机构可以整合他们。所以今天要搞三位一体，可能瑞安比较成功，但是你要推广到全国，是非常困难的，因为这“三位”很难“一体”。当前，专业合作社极其小而分散（总数众多，达到200多万家，分散在60万个行政村中），信用社成为商业性的独立银行法人，供销社已经成为一个企业化的主体，如何整合他们？如何在中央这一层级有一个顶层设计？这是目前破解“三位一体难题”需要回答的问题。

在地方层面力推“三位一体”，取决于当地政府的整合能力，如果你这个县长和县委书记整合力量比较强，也许能把供销社、农村信用社的县联社（农商行）和当地农业管理部门整合起来，但是难度是很大的。在这方面，瑞安开创了一些新的经验模式。瑞安首先大力推动农村信用社（农商行）与生产合作社的合作，帮助合作社解决资金短缺问题。以我们考察过的梅屿蔬菜合作社为例，在2007年推行“三位一体”后，瑞安农商银行（当时为瑞安农村合作银行）直接对合作社进行授信贷款，再由合作社根据农民对资金的实际需求，进行按需分配，当年该合作社获得300万元的贷款，一举带动当地4500户农民大棚番茄产业的发展。同时，瑞安大力发展新型农民资金互助组织。位于马屿镇的汇民农村资金互助社，是由银监会批准的全省规模最大的农村资金互助社，其作为新型农村金融机构也被称为“农民银行”，自2011年3月开业以来，互助社把资金贷款首先向主导产业投放，着重扶持马屿镇的粮食生产和蔬菜生产，建立了“互助资金+互助社+农户”的运行新模式，截至目前，该互助社已累计发放贷款超过3.87亿元；除此之外，瑞安市创办了全国首家体现“三位一体”内涵的保险互助组织，也是温州地区第一家民营保险法人机构，尽管其注册资本仅100万元，营运资金为500万元，却紧紧围绕农业生产领域开展农产品保险、农产品货运保险和农户小额贷款保证保险三大险种，分别对应生产合作、供销合作、信用合作，为广大农户撑起了保护伞。互助保险在全国不多，我看到的案例很少，瑞安的互助保险的实践，应该说在全国都有推广意义，农村的互助保险大有可为。

在供销合作方面，瑞安模式也有很多创新。梅屿蔬菜合作社放弃了老一辈合作社中既抓生产、又抓销售的经营模式，依托合作社成立了万科农业，其中合作社用心搞栽培，负责蔬菜种植、技术指导和标准执行等；万科农业集中精力跑市场，主要负责销售和品牌建设。于是很快合作社有了自主品牌，统一包装，价格、利润上来了，对社员的收购价随即也上涨。数据显示，万科对蔬菜进行分类配送，每年配送销售额超1200万元，配送毛利润达20%-30%。有了利润空间，就能做好农产品质量和价格监控，做好市场的管理，梅屿的蔬菜在市场中也随之有了自己的定价话语权。

在促进生产合作方面，瑞安的做法主要是提升合作体系的层级，建立农合联。2015年9月，瑞安市率先对“三位一体”合作体系进行了升级，组建了瑞安市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联合会。新的农合联农民代表占三分之二以上，并从组织架构、运行机制等方面进行多项改革创新，真正实现“农民自己说了算”，政府部门为农民服务。随着农业经营主体以及各类生产、服务要素的不断聚合，逐渐发挥出1+1＞2的聚合效应。在瑞安马屿农合联，它的农服务中心设有七大服务平台，农民在此可以享受到市场信息、农资直供、信用贷款、科技支撑、农业电商、产品追溯等全方位服务。同时，瑞安政府比较重视加强对合作经济组织的公共服务，建立由农办牵头、农业、科技、财政、税务、人民银行、供销联社、信用联社等单位组成的发展农村新型合作经济联席会议，加强协调和引导。有了比较强的整合能力，与三位一体相关的各个管理部门之间的沟通成本就大为降低。

我在2017年对瑞安的考察还包括乡村治理方面的考察。瑞安的农村文化讲堂搞得也是比较好的，着重于挖掘当地特色的文化，同时建立起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机制。比如说提供有保障的经费支持，加强队伍的建设，让文化讲堂常态化运行，而不仅仅是大家去参观的一个场所。每年瑞安财政投入到农村文化讲堂的资金达到1000多万元，为文化讲堂提供长效机制。

瑞安还比较注重农民道德的提升，构建一个新的农村伦理体系。依托文化讲堂，瑞安在很多村子设立了一个“民间道德奖”，全市共设各类奖项1220个，覆盖908个村，2017年共表彰3652人，推动村风建设。瑞安在鼓励村民参与志愿活动和公共服务方面还有一个创新，就是设立了浙江省首家实体化 “时间银行”——百姓志愿服务驿站。在文化礼堂内开设网点，由村民志愿主动加入，形成自我管理服务模式，通过轮流坐值班 、登记志愿活动事项，对村民进行志愿服务。志愿者以小时为单位计时存入“时间银行”账户。根据累计时间兑换互助服务或实物，让爱心在文化礼堂传递、流动。

我去过一个村，江桥村，这个村非常漂亮，荷塘很美，村史馆也弄得古色古香，每年荷花节期间，吸引了大量游客，2017年的荷花节就吸引了10万游客，带动了全村的经济发展。我们参观了江桥村的文化礼堂，这个礼堂整体风格非常古雅，设计水平很高，在展陈上突出“乐”字，由乐闻村史、乐见民风、乐业安居、乐享山水四大板块组成。里面有百姓书房、百姓健身房、百姓志愿服务驿站等百姓系列场馆，还有江桥风情馆、移风易俗馆、蓝夹缬展示馆、道德讲堂、校地共建馆、社团之家等，可以说把整个村的历史、文化、产业等都包含在其中。蓝夹缬是很好的手工艺品，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和实用价值。我查了一下网上的资料，实际上夹缬就是夹染技术，用的板蓝根沤制之后的靛蓝色，这种技术在唐代盛极一时，到明清之后慢慢就没有人知道了，但这个技术在浙闽交界的农村流传，夹缬在浙南地区又称“方夹被”、“双纱被”、“敲花被”、“百子被”、“雕花被”和“状元被”等，苍南和瑞安这一代都有。江桥村开发这个蓝夹缬手工技术，其产业前景非常好，也是恢复了一种极为珍贵的手工传统，值得好好发扬。

（王曙光，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导、北京大学产业与文化研究所常务副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