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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时期的南区合作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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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安南区合作社,创建于1936年12月,是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在延安领导中国革命时期,亲自培育的合作事业的一面旗帜,是陕甘宁边区经济建设的典范。1942年12月,毛泽东主席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精辟地总结了南区合作社的经验,并号召全边区向南区合作社学习。会后,南区合作社作为陕甘宁边区三个先进集体之一,合作社主任刘建章作为22位经济建设英雄之一,受到党中央的奖励。奖给刘建章的奖旗上,毛泽东同志亲笔题词“合作社的模范 书赠刘建章同志 毛泽东”。1946年2月16日(农历正月十五元宵节),毛泽东主席亲临视察了南区合作社,同年夏天,又视察了南区合作社职业学校。

  南区合作社在延安时期长达十余年的战争环境中,以自己模范的工作,由成立时的3名职工,60名社员,159.9元股金的小型消费合作社,发展成为拥有干部职工2200多名,社员4000余人,总资金4.28亿元(边币),所属18个分社,68个分支机构的综合性合作社。它为中国革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同时也形成了宝贵的经验和南区合作社的时代精神,他是延安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人民的宝贵财富。在新的历史时期,为了继承与创新,坚持与发展相结合,本文旨在通过对延安时期南区合作社的一些做法、经验向读者作一介绍,以期为供销合作经济的改革发展提供有益的启示和借鉴。

  一、冲破教条主义 大胆改革创新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延安是一个地广人稀,交通不便,小农经济占优势的农村区域,经济极不发达。南区合作社正是在这种艰苦的条件下,不断探索,大胆创新,走上成功之路。

  一是在扩大股金上创新。合作社成立时,章程规定:“社员入股每股3角,每人最多不能超过5股;只能入股,不能退股。”受章程的限制,成立时只吸收社员160人,股金159.9元(苏票)。因资金少,周转困难,阻碍了合作社的发展。为此,时任会计的刘建章与主任展开激烈争论。刘建章认为股金越多越好,不应受限制;而主任则认为合作社章程规定不可更改。三个月后,刘建章的意见得到上级领导的支持,并担任了合作社的主任。从此,取消了入股退股和股金数量的限制。为了扩大股金,首先在股金的形式上突破。从1937年3月起,改入股股金只限苏票的旧制,采取多种股金形式入股的方法。①现金:包括边区通用货币苏票、国民党政府发行的法币,以及银元。②实物:一切有价实物,如粮食、牲畜、柴草、金银首饰和农副产品等均可折价入股。③票证:所有有价证券,如公债券、储蓄券等。其次是在扩股的方式上突破。采取①群众的负担(政府分配的公盐、公粮任务等)入股,从盈利中上缴负担。②包干制供应社员所需的生产和生活资料入股。③高于市场价格收购农副产品入股。④分红加利入股。如曾以分7角红利按1元入股。⑤先后入股,平均分红,利用时间差异吸收股金。⑥吸收闲散资金入股。吸收机关团体副业收入入股等等。此外,在扩大运输队时,还采取“三七入股,对半分红”和“四六入股,对半分红”等办法,刺激入股。南区合作社以各种优惠的条件,创新了20多种入股方式。到1943年底,社员发展到2864人,股金发展到639万元。正如毛泽东同志在总结南区合作社的经验时所说:“冲破了合作社的教条主义,公式主义,不拘守成规。……它不仅仅于合作社本身的公积金、公益金的百分比的多少,而尽量将盈利分给社员;它不限制社员对股金处理的权利,每个社员都拥有随时退股的自由,也不限制社员资格,各阶层人民都可加入,机关社团也可以加入;也不一定要用现金入股,当着它还未在群众中有完全信仰时,它允许人民用公债券、储蓄票入股,以扩大股金;当它在群众中已有信仰,而群众要求入股无钱时,它号召群众可用一切有价值的实物入股,如粮食、牲畜、鸡蛋、柴草等等。因此,一切人民称便。”

  二是在合作社民办政策上的创新。为了方便群众,扩大网点,急需吸收资金,但光靠社员入股不能满足。这时,南区合作社大胆尝试了与私商合伙,实行“合作社民办”的办法,在三十里铺以私人占70%股份、南区合作社占20%股份、区政府占10%股份成立了分销处。因章程不符合合作社的“公式”,先没有公开称之为合作社的分社,而叫“兴华号”。上级有些人认为“兴华号”违反了合作社原则,是发展了私人经济,勒令解散。最后经南区合作社主任刘建章据理力争,不但没有解散,而且还得到了边区建设厅的支持。1939年6月,将“兴华号”正式改名为“兴华社”,作为南区合作社的分社。这是南区合作社试行“合作社民办”政策的胜利,为边区合作事业的巩固和发展创了一条新路。

  三是在业务范围上的创新。南区合作社创办初期,是以供应群众消费品业务开始的,为了从群众生产、生活实际出发,大力发展多种经营业务。在供销上,社员生产的柴、木炭,剩余的粮食,通过合作社出卖了,同时又以较市场便宜的价格从合作社买回他们所需的农具、布匹、碱、盐、火柴等必需品;在生产上,缺少生产资料的变工队员、有一技之长的技术工人或在纺织上缺少原料、工具的妇女,也往往因为合作社的信用借贷、奖励扶持而获得发展;还有解决人民医药困难的卫生合作,提高人民文化的教育合作,交流物资的运输合作……,凡是人民所需要合办兴办和非独立所能解决的事情,经过南区合作社这个纽带,就把劳动人民之间,或军民之间的供需双方团结在一起了。而他们也就成为合作社的社员,都团结在合作社这个纽带之内,合作社的实力就越来越大了。特别是汲取三十里铺“兴华社”民办的经验,先后创办了沟门民合社、南庄河和合社、罗家崖新民社、民生公药社、信用合作社、教育合作社、运输队、新合织布厂、集成过载栈和榨油、制粉、制毡等小作坊。最多时,经营单位达68个,经营业务达22项。成为一个跨地区、跨行业的综合性合作经济组织。毛泽东同志说:“南区合作社以消费合作社开始,但它的事业,却发展到南区全体人民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是一个综合的合作社。”

  四是在工资制度上的创新。南区合作社最初对工作人员实行供给津贴制,每人每月津贴2.50元,因而有“干不干两元半”的说法。不少工作人员把自己与合作社的关系当成一种雇佣关系,视合作社的兴衰成败与自己无关。为了调动职工的积极性,南区合作社将供给津贴制工资改为工资分红制。如新合织布厂,原实行计时工资,工人不盼多做,只盼天黑,产量和质量都上不去,1941年和1942年连续两年亏赔。1943年实行了工资分红制度,将工厂效益与工人工资挂钩,使工人收入和生产效率成倍提高。同时,还实行了较为完整的奖励制度,对成绩突出的职工在分红时给予奖金鼓励。在战争年代的艰难环境里,南区合作社能够大胆创新,敢于引进奖励制度,其勇气与胆识该是多么令人敬佩啊!

  南区合作社发展的历史,是一部不断创新的历史。以刘建章为首的南区人,确定有一股不受条条框框约束,勇于探索,敢于革新的志气和豪气。他们之所以能从白手起家,最终创造出辉煌的业绩,是与其一连串的创新,发明紧紧伴随在一起的。

  二、密切联系群众 为群众谋利益

  刘建章说:“老百姓不懂得什么办合作社的大道理,他只懂得能帮助他们解决日常用品的需要,能帮助他们省钱,最好能帮助他们赚钱”。正因为如此,在他的带领下,南区合作社深深扎根于人民群众之中,忠实地为人民谋利益。如南区合作社开办初期,当时法币在边区市场上流通,苏票贬值,政府正在收回过程中,群众拿苏票到市场上买不到东西,而南区合作社为了照顾群众利益,不但接受苏票入股,而且接受苏票买货,虽然合作社有损失,但群众感觉到对他们有利,就信任合作社了。再如1937年秋天,南区群众在秋播的节骨眼上,买不到农铧,而市场上私商又乘机抬价。为了解决群众的困难,南区合作社集股500元到韩城敌占区买回农铧2000叶,以每叶低于市价3角卖给群众,为群众节省了600元。还有1940年,国民党对边区实行经济封锁,军民的吃穿成了问题。南区合作社组织了800多名妇女纺纱,并成立了新合织布厂,解决群众穿衣自给。为了推动妇女纺纱,合作社亏本3万多元,但群众确获利40多万元。平时,南区合作社经常有两副货郎担子下乡送货,一方面方便群众购买日用品,出售农产品;另一方面还能密切联系群众,调查研究。南区群众每户的财产多少,每户多少人,多少劳动力,每年需要的生产、生活用品,以及每户的收入,他们都掌握的清清楚楚。根据调查结果,作出合作社的经营计划,提前组织货源,廉价供给群众,为群众谋利。正是因为南区合作社坚持面向群众,为群众谋利益的方针,所以他的一切工作都能从群众的利益出发。群众要穿衣,合作社组织妇纺办织布厂;群众要运盐单行不方便,合作社组织运输队;群众吃的用的,合作社廉价供应;土产、废品合作社收集推销;群众有余钱,存到合作社生利;扩大生产用钱,到合作社低利借贷;人畜有病,合作社医治;移民要开荒,合作社帮助;为提高群众文化,办合作学校,为普及文化,办识字组、半日校。举凡衣食住行、经济、文化、医疗、社会公益,南区合作社都替群众打算,都为群众服务。因此,南区合作社的事业得到了人民的支持,越办越红火。有人问刘建章秘密何在,他说:“秘密么,很简单,只要真正能够为群众利益着想,把合作社的业务和群众生活联系起来,一切事情就好办了”。毛泽东同志总结说:“打破了合作社形式主义,认真贯彻面向群众,替人民群众谋利益的方针,因此,它逐渐被人民所爱戴。”

  三、为政府排忧 替群众解难

  南区合作社经过不断的创新,业务不仅发展到消费、供销、生产、运输、信用、教育、人民经济和文化各个方面,而把替政府办事和为群众解决困难也作为经营业务。如包运公盐。公盐作为一种抗日的经费负担分给群众运输。1941年,政府分配给南区的公盐任务950驮(每驮105斤)。为了让群众不耽误生产,解决单家单户运盐困难,南区合作社以每户应交的公盐数按市价折成代金,交合作社作为股金,由合作社组织运输队统一到三边包运公盐任务。到年底,不仅为群众完成了公盐任务,而且还为群众节省4000多个人工,8000多个驴工,还以公盐代金入的股金每1元分得5元红利。政府的负担出了,合作社股金扩大了,营业扩大了,人民得了利,少麻烦,又能以社员资格分红。实现了政府、合作社、群众三方共赢,也是南区合作社最为大众称道的创举。再是包交公粮,也是采取这种办法,以粮食或代金预先向合作社入股,由合作社周转盈利,到交公粮时,无论公粮数额增加多少,都由合作社统一上交政府。所以,有些群众家有余粮的,甚至愿交二年的公粮给合作社为股金,不管下年增加公粮多少,都由合作社负责包交。仅1942年,就替群众包交公粮260多石。至于群众购买的救国公债券、有奖储蓄券,以及交纳教育经费和自卫军放哨费等群众负担,都采取这种办法。除此之外,南区合作社还替政府发放农贷、代征税收、安置移难民等等。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它以公私两利的方针,作为沟通政府与人民经济的桥梁”。“既可免政府收费之烦,又可减少人民支付之苦”。“使政府、合作社及人民三者公与私的利益,个体与集体的利益,密切地结合起来”。

  四、民主管理 群众监督

  南区合作社始终坚持面向群众,依靠群众,民主管理,群众监督的管理机制。社员代表大会是合作社的最高权力机关,每年开会一次。社员代表无论股金多少,拥有平等权利。社员代表大会的任务是总结一年的工作,讨论扩股分红和发展业务等重大问题。日常工作由社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理事会负责。各分支机构并不是由南区合作总社一管到底,而均有自己的社员和理、监事会,自主经营,单独核算。总社只是从宏观上指导,经济力量上给予支持。在群众监督方面,南区合作社一贯坚持民主管理,群众监督制度,根据群众的意见改进合作社的工作。如1945年,因对一些合伙的旧商人放松教育,出现了脱离群众,单纯追求利润的现象。在1946年1月召开的社员代表大会上,社员代表向合作社提出了200多条意见。对此,南区合作社不是掩盖矛盾,迁就妥协,而是展开了一场大规模的整顿和教育活动,及时纠正了错误,撤销了与群众利益无关或只图高额利润的机构。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它根据人民的意见改善合作社的组织形式”。

  总之,南区合作社的发展,可以说是不断创新的发展。1942年在陕甘宁边区高干会上,毛泽东同志说:“南区合作社经过六七年的摸索与艰苦奋斗,它发展了南区人民的农工商业,照顾了南区人民经济利益的各个方面,成为南区人民的经济中心”。“南区合作社式的道路就是边区合作事业的道路;发展南区合作社式的合作运动,就是发展边区人民经济的重要工作之一”。

  70多年来,毛泽东同志南区合作社讲话一直是中国发展合作事业的指导思想。时至今日,南区合作社已成为历史,但毛泽东同志南区合作社的讲话精神和南区合作社解放思想,不畏艰难,大胆创新的创业精神;面向群众,服务群众,替群众谋利益的办社宗旨;根植群众,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依靠群众,民主管理,群众监督的管理机制的成功经验和刘建章同志那种开拓进取,勤俭朴实,无私奉献,始终把群众利益放在心上的敬业精神并未过时,特别是在当前全国供销合作社职工认真学习贯彻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成立60周年之际作出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办好供销合作社,发挥其独特优势和重要作用,谱写发展农业、富裕农民、繁荣城乡的新篇章”重要批示精神之际,要进一步弘扬南区合作社精神,勇于探索,大胆创新,奋力开拓一条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促进农民合作与联合的宽广道路,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做出新的更大贡献。